第七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4）

李建伟:

既然消费品的需求是周期性波动的，那么整个消费品的产业也会是一 种周期性波动。它的波动形态取决于消费品的波动形态，只是说任何一个产业大于1的乘数波动形态可能大于1的波动幅度。如果每个产业由收入分配决定消费品需 求的周期性波动以及每个产业的周期性波动，整个经济肯定也是周期性波动的。那么它的波动形态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产业。

进一步的研究和解释，为什么不同的经济周期的波长不一样、波动幅 度也不一样？波长根据消费品需求分布函数可以推导出来，它的波长有多长呢？怎么计算呢？收入价格比率，从初始状态提高到它的期望值和所花费的2倍，无论是 耐用消费品还是非耐用消费品波长都一样，波动幅度取决于什么？波动幅度相当于从最高点，耐用消费品从最高增速到最低增速，也就是它们之间的差距，相当于最 高增速的2倍，如果波动是对称的，而非耐用消费品的波动幅度就是最高增速。我们把这个公式也列出来了。

2013-06-22 14:46:48

李建伟:

下面详细介绍影响经济周期波长的因素，有四个方面：一是居民收入 水平及其平均增速是决定消费品需求增长周期波长的基本因素，收入增速越高，波长越短。二是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会缩短消费品需求增长周期波长。三是消费品价 格，初始价格越高它的增长周期越长，价格越低周期越短。四是价格下降幅度越大，从初始价格比率期望值所花费的时间越短，价格下降幅度越大，消费品需求增长 波长也会越短。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基本要素，还有一些要素导致消费品需求增长周 期波长发生变化。一是供给滞后，供给滞后不宜价格调整。农业周期里有一个主网模型，那里有比较详细的解释，但是主网模型适用所有存在供给滞后的产品。二是 使用年限。使用年限决定了更新需求的周期，当存在更新需求的时候，实际经济增长周期会转变为更新经济周期，也就是说使用年限长，实际经济增长周期越长，使 用年限越短实用需求增长周期的波长越短。三是产品创新。实际上长周期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一些小的技术进步，比如说产品创新也会导致实际需求增长周期发生变 化。创新周期有多长取决于创新需求频度。四是出口。出口对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消费品的需求增长周期都会产生影响，理论上一个正态分布的需求函数它的分差越大 它越扁平，波动越长但是波幅会越小，而出口加入以后会改变整个需求函数的期望值和方差，所以会改变整个需求增长周期的波长。

2013-06-22 14:48:41

李建伟:

（图）这是模拟分析。更新需求对耐用消费品实际需求增长周期的影 响。如果更新需求发生时点不一样，最大产量之前，它会导致实际需求发生很小的波动。最上面的线是描述实际增长周期变成了更新需求的增长周期了。（图）这幅 图是创新需求对耐用消费品实际需增长周期的影响。创新频度大于耐用消费品的使用年限，那么实际增长周期波动的波长就会变得更短。 （图）这里是几个例子，进一步拓展，看看下一步扩展消费需求从哪些方面着手。比如居民耐用消费品冰箱、彩电、洗衣机、乘用车。城市居民的家电需求都已经达 到了饱和状态，下一步仅仅是更新增长需求，家庭乘用车现在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是21.5%以上，只有20%的家庭拥有乘用车，乘用车是下一步很大的消费亮 点，下一步它是减速增长期。我们估计家电的周期大概是27年，冰箱32年、洗衣机32年，乘用车达到饱和状态大概需要64年。为什么彩电短一些？因为彩电 的创新频度远远高于洗衣机和电冰箱。除了收入分配周期的波长很长，实际需求增长周期是什么样呢？彩电的平均波长是6年，洗衣机9年，电冰箱7.5年，汽车 的实际需求增长周期是9年。为什么彩电的周期短呢？实际增长周期也短，收入分布增长周期也短，因为彩电的创新频度高。

2013-06-22 14:49:52

李建伟:

关于创新需求对原产品的替代作用，最好的例子是农村居民对电视机 的需求。如果完全符合正态分布没有替代效应的话，应该是一条“S”型曲线，但是黑白电视机基本到1997年到底了，然后往下走，因为彩电把它替代了。既然 从收入分布的角度来看消费需求、产业增长，经济增长是周期性波动的，从需求的角度来讲，经济增长必定是周期性波动的，是内生的周期性波动状态。但是经济学 一直在论证经济增长是均衡增长状态，现在发展到动态平衡。这两个理论冲突吗？我认为不冲突。从供给角度来说，经济增长是动态的均衡过程，从需求角度来看经 济增长一定是周期性波动的现象。实际经济增长是什么过程呢？是供给的动态均衡与需求周期性波动的统一。

我们进一步划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增长周期划分成短周期、中周期、长周期都可以分析出来，而这些波长可以和前面影响经济波长的因素相对应。我已经研究了一年，但是还很不完善，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2013-06-22 14:52:53

主持人 杨春学:

下面有请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教授。

2013-06-22 14:56:18

沈坤荣:

谢谢邀请再一次参加论坛！我想，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一些观点问题和大家分享一下，讲的题目是“在增速趋缓背景下的中国经济”。

实际从中国经济来说，下行风险还是有的，特别是最近这一两个月， 如果说到北京之外，到沿海地区一些省市走走，会感受到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最近，公布的主要经济指标也警示经济下行的风险，具体的数据就不讲了，因为上午 统计局的许局长讲到了。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我们说不仅仅是周期性，而且还是结构性的，这样的研究，袁富华和张平都有研究，我们也在进行这样的思考。中国 经济增长黄金期已经过去，主要靠投资拉动的消费时代发展，因为房地产发展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特别是依赖土地的财政价值纠结的状态，如果一般治理好了以 后，这样高的拉动经济的投资，无论从现实的需要还是公众的期望来看，都很难像过去五六年的巅峰时期。

第二，出口的萎缩和产能的过剩。出口企业利润的偏低和下行，导致 影响制造业投资的增长，最近这几年来，到沿海发达地区去看看就知道，众多企业出现了亏损，这种亏损有劳动力成本因素，有投资资金成本的因素，有汇率风险的 因素，但是实际也是跟我们整个低端的国际代工也有关系。所以，出口企业的扩张动力在减弱，产能过剩问题很麻烦。因为时间关系，产能过剩可以看光伏产业或者 其他一般制造产业，普遍产能过剩。

2013-06-22 14:57:12

沈坤荣:

第三，大规模的有政府所推动的投资增长的黄金时代，也已经过去 了。包括高速公路、高铁、机场、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慢慢从现有的趋势来看，相对来说有一些保护，即使再启动一些项目，也不能像前些年那样全面大规模地铺 开，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已经很高了，加上增长的下滑所导致的税收的增长的减少，局部地区风险因素已经明显增长，各级政府所推动的基建投资能力 受到限制，比如以土地来谋发展模式，出现了地方政府财政风险，银行的金融风险，土地财政金融的联动机制系统性风险和社会的风险。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说，从官 方审计署公布数据可以看出，一般认为地方政府靠举债出政绩，借钱融资的方法比较普遍，这直接导致地方债务规模增加，偿债压力和债务风险逐渐加大。有分析认 为，如果加上政策性商业银行，央行利用再贷款清理机构的坏帐，四大资产金融公司的债券和中金公司和汇金公司的债务，表外的负债，实际上2012年底，政府 债务的规模估计会达到43万亿，占GDP的82%，如果把财政可持续性包括在内的话，加上以前环保欠债，养老金的缺口，估计2012年底的政府债务规模已 经超过50万亿，占GDP比重大概是95%。银行风险也很大，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实际是由省市到县，行业从组织建设、交通延展到新能源各个领域，这个平台 的贷款有的是以土地收入的日趋收益权来质押的，有的干脆是由政府信用担保，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截止到2010年，三年期债务，直接融资平台投资占地方政 府性债务余额的比重达到了46.38%。其他的还有很多数据可以支撑，这是很老的数据。三年期债务，今年三年期要到了，所以监管机构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性，无论是银监会还是其他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2013-06-22 15:01:41

沈坤荣:

土地、财政、金融联动机制的系统风险。财政就是动力，几年前我曾 经讲到过，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过文章，税收竞争地区之间的博弈推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这样的税收竞争是以政绩为导向的竞争，今天好像似乎走到了尽头。 对土地的征用、开发和出台产生很强的积极效应，这种积极效应带来极大的风险，因为金融是工具。大部分是间接融资，而土地是杠杆，原来是拍卖土地，现在变成 了融资平台抵押，或者资产投资抵押，但实际这种抵押系统性的风险已经有了，导致地方政府大幅举债原因很多，比如要干事但没有钱，现行的财政体制是地方政 府，尤其是地县的政府收入和支出严重的不对称，要干事就必须借债。二是考虑借的是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以及国家商业银行的钱，所以政银合作，都是国家 的。三寄希望于预期土地收入还债或者招商引资还债，其实这样的风险更大。土地市场会收的越来越紧，房地产市场只会紧不会放松。四是监管不利，前两天已经感 觉到资金的压力，地方政府债务性管理存在的风险隐患是巨大。由此引发的社会风险也在积聚，比如群体性事件的增加、低价征收高价出让导致的征地出让制度对失 地农民和拆迁的市场化补偿比重比较低，引发了群体性事件，而且有的地方政府因为举债太多，又周转不过来，比如有一些硬性的摊派融资，向政府行政单位借资的 事情，使地方政府步入“贷款-城建”、“卖地-还贷-城建”的怪圈，它的风险巨大。所以说由各级地方政府推动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2013-06-22 15:06:06

沈坤荣:

而且更深层的问题，几乎所有部门的资本投资、边际的回报率在逐年 下降，在现实当中表现为各个行业所赚取的机会和可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中国整体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多年前已经开始下调，这一点本身就表明中国的潜在增长 率下移。上午袁富华也作过一些分析，他更多地从技术手段，从资本的产出弹性还是劳动产出弹性这种技术性的分析，但是从企业家的问卷可以看出，我们给EMA 上课，只要是制造业大家都摇头。中国进入中速增长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意识不到这一点，在人为的批准和触动政府所推动的一些不讲效率的、盲目投资的项目， 这样做短期只会逼迫各级地方政府及其统计部门在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上造假，甚至勉强做，无法收回投资成本，在中长期就会把中国推向萧条。粗略估算一下，从 2009年到2011年过去三年中，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加起来80.49万亿，年平均增速为25.8%。2012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又有所加 大。这四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加起来超过110万亿，这是2012年GDP总量的两倍。理解了如此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才能真正理解在过去的30 年当中，为什么在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一片低迷中，中国经济却又超过9%的GDP的增速。也就随之可以理解中国经济增速下移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的趋 势。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在如此“天量”的投资驱动底下可持续增长。要警惕中国的经济的潜在风险，在全社会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的大趋势下，等到所有投 资项目不挣钱了，大部分企业利润为负了。谁来还款呢？谁来为超过百万亿的化固定资产投资买单呢？因此，效果警惕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等到还款期到了的时 候，等到投资要清算的时候，大萧条就不远了。

2013-06-22 15:08:30

沈坤荣:

需要指出，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阶段。大规模的经济赶超比较优势 的发挥已经失去了动力，因为领跑者本身的减速。赶超者和领跑者的技术差异在缩小，所以技术输出的难度、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技术贸易的难度越来越大。大规模 的工业化资源环境约束等等，都使得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为此，要构建新的结构性均衡，持续地效率改进引导产业转型服务业效率如果低于整 体效率，那么服务业就有可能带来经济增长的速度的下降。实际如何应对这场变化，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的战略力图是以高技术为依托，通过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 来重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这个战略的实施，将对世界经济的竞争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我们国家也会产生巨大的冲击。随着生产技术的改变，引起的 生产组织方式的变迁，全球工业生产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在我们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以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核心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将对我们国家经济 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高端技术的引进难度会加大。

2013-06-22 15:15:45

沈坤荣:

为了实施再工业化，发达国家必然实施利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高技 术产品出口管制构筑技术壁垒更加严格的控制高技术的出口，因此中国靠引进高端技术发挥后发优势的空间将会大大缩小，这无疑会增加我国产业结构向价值链高端 提升的难度，特别是中高端制造企业将回流到发达国家，使得我们国家产业升级的路程更加艰难。直接投资的引入难度就会提高，这方面使得我们产业转型升级将受 到越来越多投资来源的限制。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降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将对发展制造业，增加产品出口作为其减少贸易车子的一项重要因素，显然对我国 中国制造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同时我们国家劳动力成本要素上升将推动制造业向发达国家的回归，这不仅对于我国现有制造业构成巨大的威胁，同时也制约发达国家 高端环节向我们国家的转移。所以看到我国沿海发达地区这几天高不成，低不就，低的要城镇化，要走出去了，高的进不来，所以迫使地缘之间的失衡。所以，如何 来构建这样背景之下的竞争优势，成了我们新的一个选择。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遭遇发达国家再工 业化战略的严峻挑战，也面临着走向科学发展道路的战略机遇，如何实施？我们需要最终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当中由追随者向领跑者的转变，在国际竞争力保持新的 战略主动权，比如提高制造业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怎么样来构筑这样的新的能力，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创新的制度基础。拉长和延伸先进制造业产业链条，特别是要 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能力，我觉得需要想办法的。培育一个要发展与制造业相耦合的现代服务业，比如加大和鼓励引导各类生产主体，比如新兴服务业、科技服务业 等重点领域加强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集成创新，建立和完善现代服务业支撑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以满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 要，来不断地培育和形成我们国家产业的竞争的新的优势。这是怎么样构建。

2013-06-22 15:16:14

沈坤荣:

另外，通过制度的调整来纠正资源的错配。应该解决赶超过程中遗留 下来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内外的失衡、空间的失衡、行业的失衡。另外，政府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到底是自主协调，还是政府引导？我们提出构建有限的政府，政 府的边际要有所限制。边际到底在哪里？但是政府一旦缩小了之后，还要有一个有效地政府来匹配，如果不是有效地政府，关键是有限的政府还不够，为此需要推进 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通过金融改革来纠正金融资源的错配，来调整财政分权，来缓解地方政府债务的压力。记得2月17日，在钓鱼台开的会议我也参加了，财政 官员深刻认识到财权和事权的分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下一轮，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要推进的重点。1994年税制改革，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当初是开了 一个头，但是这么长时间来，没有做任何的配套制度的跟进和修正，这是导致我们地方和中央关系误判或者产生种种压力的一些原因，需要重新定位中央和地方的关 系，重新定位财权和事权的关系，或者承担事权，也可以下放财权，但是下放财权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风险太大。还要在几个重点领域推进改革，当时杨院长都讲到 这些问题，比如完善事权的产权制度，比如土地产权制度，因为如果户籍制度的改革跟这个东西不匹配的话，那么人口红利的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释放是不可能 的，第二次要放开资源价格，刚才袁富华讲到微观基础领域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反垄断和强化竞争，实现司法公正和完善的执法体系，也是从经济制度之外的 制度的很重要的方面。那么，还有一些具体的制度，核心是通过改革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觉得要通过收入分配的改革来释放消费者潜力，通过财税制度的改革来 释放服务业发展的潜力，改革科技教育体制重新构建创新的动力，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大学的创新，如何跟市场跟企业有机结合，有机的分工，推进城乡一体化，来释 放农业现代化的潜力。因为农民还需要有这样的转型的过程。

2013-06-22 15:17:48

沈坤荣:

另外，通过深化改革来改变社会预期。事实上当前改革已经成为社会 和政治的需要，但是背后的利益调整是推进改革的最大的阻碍。在这种阻碍面前，我们如果犹豫不决，如果错失了改革的时间窗口，就会出现社会预期的看淡，这种 社会预期的看淡表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出现了中产阶层的“移民浪潮”。时间关系我不好详细讲，稍微梳理一下。研究显示，大量拥有财富的人正在考虑移 民，或者已经完成投资移民。58%的人为了方便子女教育，43%的人为了保证财富安全，32%的人为了养老做准备。哪些人移走了？大体上是35-45岁之 间，既有从事实业、服务业的企业主，也有靠投资房地产和炒股完成财富积累的年轻人，还包括一些财产来源不明的官员和商人。我们看旧金山一带以前好莱坞大牌 明星住的豪宅，已经是中国面孔的人在里面做业主。所以事实上，政治制度保护不了财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国策”，本来是希望先富带动后富，但 是现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然后他们走了，为什么要走呢？因为没有好的机制，社会也没有公平，这让企业家不放心。一旦企业家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为什么要选择走？因为这些年投资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不是比以前更好了，而是有所弱化。因为国有部门扩张得太多、太快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大 量挤占了民营的空间，需要钱的民营企业贷了不款，而国有银行把贷款的机会留给大企业；有钱的小民营找不到投资的机会。在提高投资门槛之后，西方源源不断把 中国的有钱人吸纳到国外。财富创造的动力正在枯竭。马克思在分析经济的时候认为，资本最关键，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是重要的，确实是很重要，但是这之 后企业家的责任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任何一个国家支撑发展的是企业家。但是今天，先行创造财富的群体出走，造成一种负面的效果，带来一种不安全的信息，使 整个财富创造动力枯竭了。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这样的预期，而这要引起决策团队高度的重视，改革在当下是多么的重要，不仅仅是经济的，人心也是一个重要的方 面。

2013-06-22 15:20:39

沈坤荣:

深化改革提升增长的潜在空间，我们中国还是有空间的。中国有两个 缺点，收入差距很大，地区差距很大。我觉得这两个不足的地方，中西部地区还是有很多的愿意接纳低工资的劳动者。所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到西部去、中部去， 有了可能，因为发展有差距，所以东部很多项目产业转移到西部发展也是有可能的。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本来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却是因祸得福。中国只要调 整制度，使得我们经济深度开放的竞争带来潜在的空间释放，使得我们重构微观经济主体带增长的潜在空间释放，使得我们有序的城市化和再工业化，带来了潜在增 长的能力的释放。中国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年年难过年年过，但是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如果纯粹抱怨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推进改革。如果听到了 声音，而没有步骤，那是不够的。所以改革在现在来说不仅是提升潜在空间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更是中国能不能走向光明灿烂未来的最重要的一种途径。我要讲的就 是这些。谢谢各位。

2013-06-22 15:25:49

主持人 杨春学:

下面有请北师大经济管理学院书记沈越教授。

2013-06-22 15:28:34

沈越:

我讲对体制方面一个现象的分析，题目是“强政府与中国模式”，当 然与经济增长也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和现在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都与此有关。讲几个问题：一是理论分析框架，政府形成及其强 弱的经济学分析。二是中国强政府形成的历史分析。三是比较制度分析下的中国的强政府。四是中国强政府的表现。五是简要评价。

2013-06-22 15:28:56

沈越:

我有一个看法，政府的产生是来自于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职能。公共品 有两个特性：使用不排他，这必然导致私人搭便车，社会需要这样的公共品，于是产生了政府。第二个原因是公共品使用不具有竞争性的特点，扩大公共品的消费不 会增大成本，具有很强的外部正反映，如果采取公共提供方式可能比私人提供效率更高，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对这类公共品需求与政府强弱密切相关，只有强大政 府才可能提供更多这样的公共品，比如中国的“铁公基”。另一方面，提供了这些公共品又使政府变得更加强大，它是自我增强的机制。

2013-06-22 15:30:28

沈越: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形成强政府的传统呢？我认为主要是两大因素： 一是几千年来的专制主义传统。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因素。关于历史因素，我又具体分为两个方面：1.农耕文明对水利工程的需求导致了对强政府的需要。因为水 利工程是农耕文明的基本公共品，私人不愿提供也无法提供，必须依赖于强大的政府。所以说在数以千年的水利工程建设中形成了强政府传统，尤其是中国的地理环 境决定了中国的水利工程，我们的母亲河工程特别大。中国历史上大型水利工程主要有三项职能：治水患，它是有纯公共品的性质，大禹治水给中国人留下来的不是 “三过家门而不入”，而是建立了第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就是在治水的过程中建立的。另外一个工程是用于灌溉，这不是使用不排他的，主要是使用没有竞争 性的特点。第三是交通运输，搞漕运。

2.中国形成强政府的传统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侵扰产 生的强政府的需求。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也是一个公共品，中国历史上除了把游牧民族请到中原作皇帝的两个朝代外，历来抵御外族侵扰是一件关系到中华民族 生存的头等大事。抵御外力的入侵也是一种纯公共品，需要政府动员强大的民力和财力完成，所以说助推了强政府的形成。原因是农耕文明虽然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水 平上要高于游牧民族，但是在军事力量上游牧民族是高于农耕文明的，除非冷兵器时代结束，热兵器时代情况会发生变化。

中国历史上农耕文明虽然很强大，但是它对付游牧民族的办法主要是 消极防御。我总结了三种手段：修长城、和亲嫁公主、纳贡。十分罕见的就是有积极进攻的战略，这需要调动更大的人力和物力，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做到了 这一点。可能真正做到的是汉武帝，他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方略，但是需要的民力就更大，所以说到汉武帝时代，中国的专制主义就到了极点。好在汉武帝是一个明 君，当把匈奴的威胁消灭了以后，下了“罪己诏”。

2013-06-22 15:34:53

沈越:

第二个方面的因素，近百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对强政府的影响。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对强政府的影响。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当中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高度赞扬的行政和立法权力合一的巴黎公社的经验，后来中国在实施过程中行政和立 法权力分开了，但是分开的差别很大。实际上我们的立法机构没有太大的权力，西方国家如果政府没有得到法律授权，这个政府的功能基本是维持为公的。我们的政 府行为通常不需要立法机构授权，当然这里不是讽刺我们的人大，我们的人大主要是帮助政府总结经验，有成功经验就立法。比如说涉及到经济最重要的方面——税 收，上午郝教授已经说了只有15%是通过了人大立法。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党的体制，是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列宁有一个很大变化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民主 党的那一套改了，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强调集中而不是强调民主，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使政府的政党基础、执 政基础非常强大。这里有一个经验判断，政府执政能力的强弱是和一个国家政党的数量成反比，如果只有一党执政能力最强，如果两党其次，如果多党那就是“欧债 危机”。

2013-06-22 15:37:51

沈越: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于强政府的影响也很大。主要有两条：一是国有 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二是计划部门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和控制。社会主义对强政府的影响，我们采取的转型方式是渐进式的，传统体制不是简单地抛弃了而 是扬弃了。一方面政治制度完整无缺的保留下来，只有在传统的政治制度不适应市场化改革的时候我们才做边界上的微调。另一方面从经济上讲，资源配置的方式虽 然从计划转向了市场，但是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强政府经济职能并没有随着市场化的转型而消失，因此中国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是史无前例的政府+市场 经济的模式。

2013-06-22 15:41:04

沈越:

这个模式强在哪儿呢？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政府对制度建设上的功 能和经济活动的功能。这两个领域里，政府在制度领域是通过制度政策或者体制政策，我们通常说的改革就是这个领域里的。再一个是通过过程政策，就是直接干预 经济活动，比如说宏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制度政策里，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的政府分为三类：1、维护功能；2、改造功能；3、创造功能。只有简单维护消 极功能的政府作用是在“自生自发”的制度过度，所以它仅仅是“守夜人”，这个模式是英美理论，理论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讲的“守夜人”。第二是具有改 造功能，在怀疑自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度，政府除了维护自发形成的体制外，还具有改造这种体制的功能。这一说法是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罗佩克，他他把英美 模式称之为“野生植物”，他把德国的市场经济称之为“人工改良植物”，典型的模式就是欧洲模式。第三种情况，就是在自发的市场体制没有办法形成的国家比如 说东亚，中国是最典型的。创造市场就成了政府的首要职能，在市场体制形成以后，这时候政府才谈得上维护和改造的问题。我们比照威廉·罗佩克的方法，我总结 中国的模式就是典型的试管培育出来的市场机制，“人工培育植物”。刚才讲的是制度领域，我们的市场体制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中国才有了市场，所以我们说市场是由政府在试管里培育出来的。

2013-06-22 15:42:31

沈越:

第二个方面，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方面。政府可以干预需求和供给 两个方面。首先看需求管理领域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紧缩或者扩张实行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个领域的干预是传统的西方国家所没有的，是凯恩斯革命，30年代大危 机以后形成的，西方国家才形成的。这种干预的特点是什么？不形成新的供给能力，仅仅是通过扩张或者紧缩需求来自发形成，由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形成的供给能 力保持一致，把它潜能发挥出来。

为什么西方国家干预危机以后它的经济复苏不行呢？它只能向市场注 资，然后真正的经济恢复要靠企业的投资和居民消费，如果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起不来，量化宽松也没有用。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还有供给管理的政策，通过政府 直接投资或者激励民间投资形成生产能力。这个方式实际上是东亚创造的，日本在战后首创的产业政策，后来被“亚洲四小龙”学习，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进一步发扬 光大，日本就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基本特点是以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为蓝本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产业政策，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和鼓励民间投资创造新的生产能力，尽快 实现赶超。所以，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根据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可以把政府干预经济政策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所谓积极的政策，就是政府有明确的目标， 并且有手段。比如说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政策中有“国民经济翻两番”，“70年代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消极政策就是政府没有明确的既定 目标，政府政策主要限于自发形成的经济秩序，比如制度政策方面“守夜人”的职能，政策过程中的稳定性政策。

2013-06-22 15:44:28

沈越:

我以上所讲的内容总结为三大经济制度的比较，英美模式是消极的 “守夜人”职能，欧洲大陆国家制度政策相对积极，除了维护市场秩序以外还要改良市场秩序。东亚国家是主动的、积极的创造市场的功能。过程政策，30年代经 济危机以后，西方国家开始有。在亚洲国家，尤其在中国，在过程政策中，不仅仅有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而且有积极的供给管理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应对 危机效果这么明显。它不仅可以制造需求，还可以直接制造供给。

中国强政府的表现。在制度方面不限于“守夜人”职能。在运行方 面，不仅仅通过需求管理政策稳定宏观经济而且还有希望方式。政府通过制度政策履行“造市”职能，中国市场主体是政府一手扶持下，不仅仅是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也不能单纯从所有制上看。中国的民营企业背后都有——如果这个民营企业想做大，必须有政府的支持。市场体系的形成也与政府密切相关，政府一手操持了高级 市场，资本市场、期货市场。我们说股市不行，是“政策市”，当然这个市场的毛病就很大，所以那个地方就成了政府支持企业圈钱的场所，把股市的基本回报机制 破坏了，所以这个股市就是一个“投机市”。甚至改革开放之初低级的市场由于计划经济消灭掉了，也是政府搭台造的，最典型的就是北京师范大学附近的北京农贸 市场，那就是政府搭台，原来最初级的农贸市场没有了就由政府来造。

2013-06-22 15:46:12

沈越:

同时，市场秩序的形成与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西方国家是先有交易 者之间的自律规则和商业道德，政府起到的作用仅仅是把道德和自律性规则加以法治化和国家化，法律通常不创造法律的内容，内容是民间创新出来的。我们秩序的 形成是倒过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是人造的市场，没有自律怎么办？西方发达国家是超过我们的，超过来以后，没有群众基础，于是乎就叫做“无法可依”，立 了法发现“有法不依”，有法不依发现是“执法不严”。

2013-06-22 15:50:06

沈越:

政府实施特殊的“过程政策”，政府实施赶超型的产业政策，通过直 接投资或鼓励民间投资创造生产力，主要干两件事：基础设施和主导产业。政府鼓励储蓄和投资，加速资本积累。政府直接投入教育和科技发展。我们的教育体系就 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我们的教育体系是把人作为生产工具来培养，1952年院系调整，调整的结果是中国人70%的大学生是学工程类的，包括大工程的 农、医。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比例有所下降，大概是50%，这是因为法律和经济管理和市场经济相关的学科发展了，但是和西方国家比较，美国的工程大学生比例是 我们最高时期的的6%-7%，这其中中国人、印度人特别多。还有政府的开放政策和外向型经济，西方国家对自己产业的保护最多是消极政策，就是我们讲的贸易 保护。中国不仅是贸易保护，它是可以有条件把自己的企业和产品往外推的，我们出口退税的制度、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这都是积极往外推的（政策）。需求管理 与供给管理政策的配合，在市场需求不行的时候，居民持币待购的时候，政府大显身手，我们实行了两次，第一次是1992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实行了积极的财政 政策，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实行了一次，以4万亿投资刺激国内经济。

2013-06-22 15:53:39

沈越:

最后我们简单评价。三点优势，如果没有政府主导，在中国的政治结 构和社会体制下，不可能有市场经济道路。如果说可以改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应该有第五面墙。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在寻求图强的大陆，前一百多年都在黑暗中 摸索；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中国找到了一条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另一个方面，强政府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30年中国经济增长，无论短期还是长期讲都和 强政府有关。第三个因素是公共品供应上强政府优势尤其明显。奥运会、亚运会、抗震救灾等等这样的公共品，强政府的优势很明显。当然它的缺点也比较突出，政 府过多地介入降低了市场配置效率，尤其是政府的操盘手、官员政绩观的影响，发展质量不高。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天然联系使反垄断成为了难题，国有企业进一步改 革困难，在我们的框架下很难给民营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难以避免官商利益一体化的利益集团的形成。政府权力过大，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另外，政府过于强 大，阻滞了市民社会的自组织的形成。

2013-06-22 15:55:22

沈越:

去年在这儿发言的时候讲到一个观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 一共三次危机：一次欧洲的、一次美国的、一次中国的，这与现代经济的三大权力体系十分有关系。在亚洲在中国出现危机就是政府，这三大权力关系：一是政府、 一是市场、一是社会。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因为市场太强大，华尔街老板劫持了美国、美联储、美国政府和全世界，因为过度搞的延伸；欧洲是老百姓权力太大，所以 政府只能借钱给老百姓花。而在中国，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政府过于强大，既阻碍了市场优化配置资源，又妨碍了公民的合法权利。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013-06-22 15:57:09

主持人 杨春学:

中国的改革是不容易的。就像我主持会议，相当于政府，有规定15分钟/人，但是我们不依法执行，所以我们超时了。下面还有两位教授，希望你们遵守时间。

下面有请南开大学的龚刚教授发言。

2013-06-22 15:58:23

龚刚:

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我讲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模型，第三部分计量检验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问题的提出。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从国际经验上来看，很多 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最后都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并不多，比如韩国、日本等等。现有的文献不是很多，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谈陷入中等 收入陷阱，比如说收入分配、社会流动性和机会公平、经济结构转型、包容性增长、人口红利、制度角度分析。我感觉现有文献有一些不足，没有从技术进步的角度 进行分析，也没有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所以我的文章的目标是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探讨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构建一个引入技术进步函数为前沿差距型，以此为基础 探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用中国的数据对模型进行计量检验，然后才可以回答中国是否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2013-06-22 15:59:05

龚刚:

学过经济学的人都明白前四个模型：生产要素、资本积累、投资人决 定、劳动力，最主要的模型是第五个——技术进步函数。技术进步分成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引进技术，前沿的技术Af和现有技术的差别，这其中有一个参数我们 称之为“保护力”，技术封锁力，比如美国和中国的技术很接近的时候，他就不愿意让你引进了。第二部分是来自自主研发的技术。但是这个有条件的，一旦和前沿 引进非常接近了，这时候只能自主研发。这样一来就是分阶段了，当你离前沿很远的时候可以用引进技术，当离前沿很近的时候只能自主研发。Xf是先进外国国家 的先进技术增长力。我们把这个模型简化为集约型式（图），国外先进的技术水平和国内技术水平比，如果大于1，说明国外技术总大于中国技术。y是有效劳动 力，X是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动态轨迹（图式），这里的关键是h，国外先进国家技术和国内技术之比，这个动态轨迹取决于这个参数，如果自主研发的技术增长力 大于国外先进国家技术增长力这是很好的情况，最后这个列就为0，这是一个好的状态。另外一个状态是国内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小于国外先进国家的技术增长率， 这时候h2也就是和中等收入陷阱相关。动态轨迹如果自主研发技术大于国外技术增长率的话是0，否则就停留在大于1的水平。（公式 见图）

2013-06-22 16:00:41

龚刚:

引进前沿国家后的人均产出之比。（图）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指任何一个国家经历了一段人 均收入的快速增长之后，其人均收入与前沿国家的差距再也不能缩小，数学上具体表现为人均收入之比取一个固定值，这个固定值是大于1，比如1倍或者2倍。有 了这个定义之后，就可以推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状态是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增长力小于国外的技术进步增长力，一定最后取θa。这和有些人口、储蓄率有关 系。但是跨越中等收入θa大于自主研发，取一个0，显然是大于中等收入陷阱。条件就很清楚了，靠自主研发所获得的技术进步增长力是否大于国外的先进国家的 技术进步增长力。我现在就要问了，重要的经济机制好像是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冲击，使得技术进步、自主研发有这样的动力。有了这个结论以后，我做了一个计量检 验。

2013-06-22 16:03:39

龚刚:

我们看看检验结果。我们引用了一些数据。如果按照中国以前的状态 看，中国自主研发所引起的技术增长率也有4%，美国一般就是2%，所以它确实是超过了美国的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得到这个结果，我一下子放心了很多。在这样 的结果条件下，我进行了一个模拟。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技术进步，90%都是来自外国，因为我们和国际上的技术差异太大了。中国和美国的人均GDP接近的时 候，大概是2086年，但是2026年中国的国力可能超过美国，所以中国能够跨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人均GDP要改善要到2086年，这是根据一些模型按 照现有的估计预测出来的。

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2013-06-22 16:04:11

主持人 杨春学:

下面请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教授演讲。

2013-06-22 16:04:57

李文溥:

大家知道这些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长很大，早上郝教授讲了，同时又 讲了一个问题，今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要继续减缓。我倒是希望它能减缓一些，因为如果老是持续增长的话，我们会把所有的国民收入都变成财政收入，这个事情 就比较麻烦了。减缓财政收入的增速，不是说把绝对量减少，而是增速适当减缓，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效果？大家知道，去年国家发改委一位干部说：你看 看，中央八条规定，搞的现在消费就不振了。按照他这样的说法，我们还是应该多喝一些茅台，好像是这样的。我在这里主要讲这个分析，我通过所做的一个中国季 度宏观经济模型进行模拟，我们把做的工作和得到的初步结果说一下。

2013-06-22 16:05:08

李文溥:

之所以作出这个研究，和我们想探索这个问题，主要是大家都知道现 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下面，一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长期不断下降，低消费大家已经很清楚，成为下一个阶段中国经济难以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我们发 现，低消费实际和要素比价扭曲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要素比价扭曲所导致的“两高一低”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发现“两高一低”或者要素比价扭曲实际和现有 的增长方式，政府对GDP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的追逐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强政府导致了对经济增长的追逐，而对经济增长的追逐 实际上是对财政收入的追逐。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政府权力无限扩张可能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当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2013-06-22 16:10:54

李文溥:

关于这个问题，政府的权力当然可以从多方面讨论，我的讨论尽可能 从数量方面讨论。从数量方面的讨论可以发现，由于政府权力无限扩张，对GDP增长的追求，对财政收入的追求，对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变 化。实际上90年代中期应该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一个拐点。可以说，在90年代中期1994年之前，我们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是政府的收入在下降， 企业的收入增长比较缓慢，主要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逐步的上升。从1978年占50%上升到最高年份的居民收入占69%。大家可以发现，按照资金流 量表来看，这个形势到90年代中期开始扭转，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是政府部门的收入从原来占GDP的68%降到了60.53%，与此同时，政府的收入所 持的比重在这里看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但如果把金融企业算进去的话，政府的收入实际是在增加的，因为金融企业基本是国有的。与此同时，非金融企业的收入增长 非常大，增长了8个百分点，实际上这些年来国民收入当中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政府的收入占GDP的比重是略有上升的，企业收入比重上升恰恰和居民部门收入 比例下降是相抵的。

2013-06-22 16:13:43

李文溥:

近些年来出现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2000年以来，中国的财政 收入增长速度持续高位增长，这个增长速度高有一些数据，我不讲这些数据了，大家看看底下这个图就可以看出，每年都比经济增长大概高3-5个百分点，平均过 去这十年大概高5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比经济增长高5个百分点。我把财政收入按照可比价计算，就是扣除物价指数，这样和GDP增长两个都是可比价，可比价 的增长还是高5个百分点。

2013-06-22 16:16:07

李文溥:

2000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13.5%，到2012年上升 到22.6%，这里实际是狭义的财政收入。但是讨论市场经济的时候，应该讨论广义财政收入，就是政府占的资源是多少，市场的其他主体占有资源是多少。 1994年是一个拐点，财政收入的占比，到2012年比重就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回升的速度了。但这是狭义的。看一些具体的增速，1994年到2010年 GDP实际增速是10.78%，但是公共财政决算收入实际增速是20.26%，其中税收是增长19.44%，但是非税收收入是年均增长26.39%，这些 都是按照可比价格调整过的。除此之外，政府所占有的总收入不仅仅包括财政收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国有企业利润。从2001年到2007 年，如果把这四项合计占GDP的比重就不是刚才所说的22%了，到2007年就已经占到GDP的33%。由于财政统计的口径有所变化，2007年到 2010年按照新口径计算，计算完以后，如果把国有企业没有上缴的利润扣除掉，2010年财政或者政府所能支配的总收入已经占到GDP的35.6%。加上 留在国有资产部门内部自循环部分，已经占到40.5%，这40.5%并没有全部包括政府所能够控制的资源。为什么？因为政府通过抵押或者的银行资源，我们 没有算在内，银行的金融资源没有计算在内，加上这块就更大了。

2013-06-22 16:16:51

李文溥:

到2010年，中国政府所能支配的总收入，如果按照这个口径和 1978年相比，中国政府现在对GDP的控制能力比1978年计划经济时代还多，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包括国有企业的利润全部算在内，政府只占GDP的 30%左右，而现在是超过了40%。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的资源控制能力比计划经济条件下还要多10个百分点。控制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大家知 道关于政府的“三公”经费的传言很多，但是没有数据。没有数据只好用一些间接的数据来反映一点点问题。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人数及人均行政管理费用，从 1994年到2006年12年当中从业人员增长不多，每年平均增长1.5%，行政管理费用每年递增22.04%，这是扣除物价因素的实际可比价。这样计算 下来，人均行政管理费用增速这12年每年递增20.2%是同期的人均GDP增速只有9.77%。就是说，我们行政管理费用是在超过同期的人均GDP增长1 倍以上的，政府的这种自我膨胀能力是非常之大的。

2013-06-22 16:18:45

李文溥:

坦率来说，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一个问题，实际上根本跟需求没有关 系，而是跟可以弄到多少钱挂钩的。并不是一些地方政府很穷所以要弄钱，而是越富越能弄到钱的地方弄钱的积极性越高；不是根据我需要多少钱，而是我能弄到多 少钱就花多少钱。关于这一点，看一下东部地区的土地财政的收入部分远远高于中部、远远高于西部，这并不是由于东部地区太穷，而是由于当地的土地增值潜力太 大，要不断地挖出来。实际政府收入的增长是一种不受制约的政府的自我利益扩张的一个过程。在这个问题上，适当的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就成为建设有限政府的 一个必要的措施。财政收入都没有办法控制它了，还在那儿谈“有限政府”，怎么叫它有限政府？自我有限，那不是自废武功吗？这里需要做一个工作，为什么呢？ 就是要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很简单，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要调整现有的国民结构失衡。很多人说，做完这个，如果控制 了财政收入增长，会不会带来整个国民经济不利的影响呢？

2013-06-22 16:19:20

李文溥:

我们主要是通过宏观中心这些年开发的结构性宏观计量模型来进行政 策模拟。关于宏观经济季度模型（CQMM），我们已经做了7、8年了，基本上季度模型是一个短期的、开放的需求导向的模型，我们前做了14次的预计和模 拟。（图）这是一个模型的整个框图，大概模型结构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今天这里就不讲这些了。

2013-06-22 16:20:47

李文溥:

现在要做的工作，模拟一下如果把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或者先从财 政做起，把它适当的压缩，使它的增长速度不那么快，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下面做的工作主要就是这个，做了一个基本假设，是什么呢？2007年到 2012年期间，其他条件不变，如果限制政府财政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我们要求也很低，使他们每年比实际增长速度降低1个百分点，就是2007年到 2012年现有的增长，就是财政收入增长，只是增长没有那么快，2007年到2012年财政总收入因此降低，减少417亿、1047亿、1767亿、 2857亿，到2012年降低6000亿的财政收入，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可观，如果大家看一下曲线就知道是一个很微弱的调整。财政占GDP的比重就是到了 2012年也就是比原来的22%左右，降到21%左右，这实际上很有限。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我们的模型设计了两种轻型，一种轻型财政收入减收了，给大家 每个人等额发放转移支付，还有一种就是不要这样做，把减收财政收入转移到占城镇人口的20%的低收入阶层，以及占农村人口的40%的低收入阶层。这两种政 策模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第一种结果就是平均转移支付，就没有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但是即使没有这样的改善，我们也可以发现有一个问题，一是关于增长 率，从2001到2012年，三年加在一起的增长率还略有上升，但是到2012年经济增长率略有0.17，就是不到0.2个百分点的下降，至少我们可以得 出一个结论，这样一个降低财政收入的增速，不会导致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的下滑。但是，结构改善的结果非常明显，居民的消费增速提高了1个百分点，模拟的结 果都比原来实际的数据要漂亮得多。与此同时，高投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投资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

2013-06-22 16:22:11

李文溥:

进出口顺差开始缩小。尽管这个模拟所压缩的财政收入的增速比较 小，但是对结构的改善所描绘出来的四个方面都是我们今天想要的结果：经济继续平稳增长、消费提高、投资下降、进出口贸易顺差缩小。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把这 个收入转移给城乡低收入群体，可能效果就更好。我们在这里主要是考虑到农村整个收入水平更低，我们补贴城镇最低收入20%，补贴农村是最低收入的40%的 低收入群体。这样一个补贴或者转移支付，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会对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是比较明显的。为什么比较明显？2012年农村中低收入组的收入将 要因此增加6329元，导致的结果原来低收入组织相当于中等收入组的62.87%，现在占中等收入组的89.89%，这个收入的改善至少在分配的改善上是 非常明显的。城里的收入分配改善没有这么明显，但是低收入者和中等偏低收入者的差距也从原来的74.12%，上升到83.20%，至少也提高了接近10个 百分点。

2013-06-22 16:24:59

李文溥: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出现的状态，总经济增长率还是上升的。从 2012年来看，导致的经济略微下降也仍然可以忍受的范围，因为只有0.24的下降，整体上经济增长基本还是保持平稳的。与此同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 重将要进一步提高，资本形成总额及进出口占比将要进一步下降，总需求结构的改善力度是在加大。这样的话，如果将减收财政收入转移给低收入组的城乡居民，虽 然不足以抹平现在的城乡低收入居民和中等收入居民之间的差距，但是因此而产生的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是比较可观的。因此，产生的消费刺激效应也就更强了， 这样的话，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改善总需求的结构。我们应该看到，现在财政收入过高增长，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是产生作用的，也就是说，实际但是收入继续 增长，将要引起中国的经济结构方方面面进一步恶化，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是有利于提高和改善中国现有的需求结构，促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良性发展。

2013-06-22 16:26:29

李文溥:

最后的结论及政策建议。政府必须适当的控制从而减缓财政收入的增 长速度，与此同时，将减收的财政收入通过一定的方式，通过减税或者也可以通过加大转移支付的方式，一方面改善政府和居民的分配结构，同时也调整居民内部的 收入分配结构。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有利于调整投资、整个的结构。我们认为这个政策是可以实行，而且是有必要的。我想其实后面的话不用说了，为什么 呢？关于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是不是过高，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讨论了。也很简单，2012年实际上因此减收财政收入6000亿，6000亿占“三公”经费比 重多少呢？大家心中有数。我认为这个措施不是能不能做，而是你想不想做的事，所以你不想做，那没有办法，我只能讲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

2013-06-22 16:28:23

主持人 郎丽华:

下面有请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教授，题目是“我国人均收入的历史发展及其展望”。有请。

2013-06-22 16:29:39

蔡志洲:

我在这里共享一些统计数据，说一下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发展情况。

联合国有200多个国家，世行有200多个国家，每年进行 GDP、人均收入排序，实际上经济总量就在几个强国，G7、G20或者G2的概念。这里我们列出世界上GDP最大的20个国家，这20个国家所占的世界经 济份额在2008年是79.7%，2011年是占79.9%。目前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是美国，美国2008年是14万亿，2011年是14.99万亿。第二 位的是中国，中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还不是第二位，中国当时是4.52万亿，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到2011年我们是7.32万亿，相当于美国的 一半。

2013-06-22 16:52:28

蔡志洲:

这三年里，美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下降1.8%，中国占世界经济的 份额增加了3.07%，美国现在占世界的份额是21.42%，中国占10.46%。日本在2008年占的比重是7.92%，2011年占8.38%，它占 的份额增加了0.47%，日本这些年都是在负增长，之所以它的比重上升是因为日本的汇率在这些年是上升的，汇率造成了它的比重增加。我们说影响一个国家 GDP总量在世界上的地位变化，大概有几个因素：经济增长、价格变化、汇率变化。中国的份额提高主要是靠经济增长。我们再看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印度所占的 比重2008年是1.85%，印度占世界的份额2011年是2.64%。第11位—第20位所占的比重大概是10%，所以世界格局是十强占世界GDP总量 的70%左右，这就是整体的状况。

2013-06-22 16:54:40

蔡志洲:

我要讲主要国家的人均GNI比较。200多个比较太复杂了，我们 就比较世界前20强国家。2011年世界上的平均水平是9511美元，最高收入的国家是瑞士，第二是荷兰，第三是澳大利亚，第四是美国，欧洲国家基本上都 在4万美元。新兴国家中，韩国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1万美元的国家有俄罗斯、巴西、土耳其、墨西哥。通过人均GDP排序中国是4940美元，这是世界银 行的统计，世界银行的人均GDP是按照三年汇率法计算的，我们的汇率在不断地升值。印度尼西亚是2900多、印度是1410，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这三 个国家是世界上目前经济增长前景或者说进口最强劲的国家，但它们的人均GDP水平相当低。

2013-06-22 16:57:26

[责任编辑：汤欣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