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和谐-应对后危机时期的挑战

主持人 杨扬: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现在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会的主办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办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经营报社，对各位的来临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会从今年开始设立，将成为中外社科人文的高层交流平台，论坛举办的样式是每年举办一次今天这样的年会和专题研讨会，专题研讨会有社会、经济、金融等等，因此专题研讨会专业性较强，而一年一度的年会则在于学术的通俗化，把学者的研究成果向大众解读。

2010-11-11 09:05:45

主持人 杨扬:

首先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先生，他陪同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女士和远道而来的法兰西银行副行长Jean-pierre Landau。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玲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科技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汪平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史哲学部主任李景源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女士。最后走上讲台的是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理事长李秋芳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女士，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先生。

首先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为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首届年会致辞。

2010-11-11 09:10:55

王伟光: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2010年会。此次年会以发展与科学应对后金融危机挑战为主题，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女士、法兰西银行副行长Landau先生，以及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到会，并发表演讲。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大家予以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0-11-11 09:13:38

王伟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致力于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国家学术研究的最高殿堂，同时我院以深入研究重大变革问题为主攻方向，努力发挥党和国家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为国家发展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建院30余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一道前行，不断发展壮大，与已形成的基础理论研究为依托，以战略性研究为重点，以综合型研究为特色的研究基地，全院有36个研究所，分属文史哲、经济、社会政法、国际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五大学部，研究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主管全国性学会100多个，出版学术核心期刊80多种。

2010-11-11 09:15:37

王伟光:

为了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我院以2010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举办方式是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和一系列专题研讨会。一年来，围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最后关注的重大问题，围绕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中外文明的交流与互动，论坛组织高层次、高水平的研究活动，在论坛框架下举办了20余场高端国际学术讨论会，主题涵盖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文学以及国际问题等众多领域。论坛参与者既有中外学者、智库和国际组织的专家，也有政府部门和企业界代表，通过举办中国科学论坛，使社会各界更多地了解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同时也搭建了一座中外交流的桥梁，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论坛正在得到中外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办好论坛，将其打造成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论坛。

2010-11-11 09:16:29

王伟光:

女士们、先生们，结合当前国内外的特点，论坛2010年会主题确定为“发展与和谐——应对后危机时期的挑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成就举世瞩目，不仅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且为全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与此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相当突出。特别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凸显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弊端。不久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十二五”规划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为我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勾画了一幅宏伟蓝图，指明了未来五年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创新路径。《建议》中指出，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同时强调，“要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从而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快与好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

2010-11-11 09:27:17

王伟光: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然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竞争，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问题更加突出，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面临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树立机遇意识，忧患意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战略目标。

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衷心希望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能够汇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智慧，增进沟通与共识，建言献策，为促进中国的发展、世界的和谐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年会圆满成功！谢谢！

2010-11-11 09:30:09

主持人 杨扬:

我们感谢王伟光副院长的致辞。“发展与和谐——应对后危机时期的挑战”，本次年会的大题目。下面20位演讲嘉宾将在这个大题目之下，向大家解析全球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动态。感谢各位贵宾的同时，还要感谢台下5个方阵的来宾，他们分别是领袖观摩方阵、国际动量方阵、社会中坚方阵、未来之星方阵、媒体观摩方阵。我们欢迎年会的台上、台下、会场内外，通过新浪微博互动与我们共同分享思想的交流，请诸位看大屏幕，大屏幕显示的是本次年会新浪微博的号码，我们年会感谢新浪微博的支持。下面，首先发表主旨演讲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女士，她演讲的主题是“后危机时期的货币政策及其挑战”。

2010-11-11 09:31:11

胡晓炼:

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会。今天，我想作的发言题目是“后危机时期的货币政策及其挑战”。

当前，我们正在处于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要重新走向强劲、持续的稳定增长轨迹，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已经成为一个及其重要的政策工具，特别是对于复苏缓慢的发达经济体来说，受财政赤字负担约束，迫切地需要依赖货币政策承担进一步刺激经济的任务。而面对复苏势头强劲的新兴经济体来说，也需要运用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对于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关注，已经成为在复苏过程中的一个焦点和热点。与经济危机之前相比，后危机时期的货币政策的目标、传导机制、工具的选择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各国货币政策当局，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货币政策的实施上都提出了一个新的而且也是比较严峻的挑战。

2010-11-11 09:33:08

胡晓炼:

我们注意到，这一变化在发达国家是尤为明显，传统性的价格工具被数量型的工具所替代，通过调整基准利率，引导银行利率，进而资本市场利率，已经转变成直接进入资本市场购买债券，压低利率水平，由使用纳税人的资金注入经济体变成直接印钞的方式。在遭受重大金融危机之下，较长期的低利率水平和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对长期通货膨胀的影响现在则很难断定。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结果，这两个结果就是大家现在谈到的货币贬值和推高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那这两个结果对未来通货膨胀的影响和如何传导都是值得关注的。全球化强化了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全球化使传统的国与国、点对点之间的联系，扩展为多国间的网络化的联系。具有系统性、重要性的国家，政策溢出的效应现在是明显的扩大。这我们可以从美国近期宣布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以来，世界各地各个角落都发出了比较强的反映中就可以看到看到这种溢出的影响。

2010-11-11 09:34:37

胡晓炼:

总体来说，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下，受政策和利益驱动的国际资本流动，对新兴市场国家具有顺周期的效果和负溢出的效应，而对发达经济来说，则体现为一个逆周期的作用和一个正的反馈效应。比如我们看到当发达经济体制造出大量的流动性的时候，资本就快速大量的进入了新兴市场，这在经济已经实现了较强劲的增长的大的环境下，很容易造成资产价格的上涨，本币升值的压力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也都显著的上升。而在主要储备货币国，货币发行有自然回流机制的一个情况下，资本的回流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实际上是间接的支持了低利率的融资和推升了其资产价格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政策的主动的选择和被动的接受的格局。显然，这一格局还可能产生其他的结果，这一结果在货币政策制定当局来说，是不是能够充分看到，我们认为应该是值得注意的。

2010-11-11 09:36:57

胡晓炼:

其他的结果，除了长期通胀的风险以外，还有两个因素应该考虑：一是人们对其货币政策的信心，以及对其货币的信心是否会持续性的丧失，从而自然的要隔离这一政策的溢出效应和远离这一货币。二是本来恢复全球持续、稳健的增长需要通过调整结构、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来实现，而现在的情况很可能掩盖了深层次的不平衡的原因，并且使这种不平衡在这一刺激之下得以持续，这对全球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健性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2010-11-11 09:37:42

胡晓炼:

面对着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国的货币政策就应该作出相应的反应。首先，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把处理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货膨胀作为重要的货币政策的任务。我们也充分相信，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持续增长的势头。面对新的外部环境，就需要增强政策的灵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把握好政策的力度和节奏。有几个方面的任务是值得重点考虑的。

2010-11-11 09:37:52

胡晓炼:

第一，继续灵活运用传统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昨天，中央银行已经再次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这是今年的第四次提高，这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表明了我们在管理流动性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也表明了我们会持续的使流动性供给和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能够合理。今年除了四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之外，我们还提高了一次存贷款的利率，今后我们还将密切关注物价的走势，继续有效灵活运用传统的方式。

第二，面临新的复杂局势，我们需要考虑引入新的政策工具，我们要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这一任务已经在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当中已经明确提出。在这宏观审慎框架当中有三个内容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一是要对经济周期的管理，也是通过宏观审慎工具的使用，及时有效地采取逆周期的政策措施。二是要对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部门或者领域采取宏观审慎的管理措施。比如今年以来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管理，同时提高了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的关注，在这些领域里，宏观审慎管理都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三是在应对大量资本流入的情况下，我们注意到，最近一些新兴经济体都采取了限制的措施，我们认为可以把对资本大量流入的管理，纳入宏观审慎管理的框架，除了传统的通过加强监管、加强检查、加强限制等资本管理的手段之外，还可以考虑通过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管理，对审慎管理的要求来实现应对资本大量流动的目的。

2010-11-11 09:40:05

胡晓炼:

第三，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应该积极的顺应市场的需求，进一步发挥人民币在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使得我们的企业能够有效地规避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波动的风险，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的加强我们国家和周边国家、地区经贸合作，形成一个共同地狱风险的一个大的环境，来维护区域金融的稳定。在扩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资使用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深入的探讨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多边的货币体系有利于国际金融和国际货币的整体的稳定。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改变目前或者要改善目前的对单一货币的严重的依赖和对其政策的被动接受的一个局面，使得我们的整个全球经济能够更加稳定，金融市场也更加稳定。

谢谢大家。

2010-11-11 09:40:25

主持人 杨扬:

谢谢胡副行长。我们在听了胡副行长讲中国将出台的审慎货币政策的同时，当然应该听一听来自国外同行的声音，接下来演讲的嘉宾是法兰西银行副行长Jean-pierre Landau先生。

2010-11-11 09:40:37

Jean-pierre Landau:

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么多的嘉宾面前，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会，我要感谢李扬副院长邀请我来参加这次年会。一直以来我们银行和科学院之间有着长期的友谊合作，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胡行长后面做这个发言，我也听到了胡行长所介绍的货币政策。现在我们看到世界的重心正在向亚洲和新兴世界转移，在20国部长级会议召开的时候进行的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已经体现出这一点。中国已经是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股东，印度也上升到第五位，而巴西和加拿大的席位一样。现在欧洲的代表席位从9名削减到了7名。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现在在新兴市场的产出不断快速增长，但是这样一个生产力的转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需求方面的对应的需求。总体来说，除了由于热钱流入带来的动荡之外，净资本流量也在从新兴市场流向了发达市场，很多穷国的钱份儿被借去了富的国家使用，使得他们更进一步消费，因此造成了金融的泡沫，由于低通胀和流通性充足造成的泡沫。首先是因为初次分配在全球的转移，还有就是金融市场在各国发展不平衡，而这两个因素作为之下，造成了新兴经济体当中过度储蓄，还造成了很多资本流入到了美国，在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当中经常出现金融泡沫和资产价格泡沫。我们看一下收入方面，在中国GDP当中，工资的占比已经从1992年的55%下降到了2008年的48%；而在美国工资的中位数在过去15年中一直没有怎么上升，尽管在同一时期美国真正GDP每年增长率达到3%，而这些变化都是由于技术和人口的变化带来的。

2010-11-11 09:41:26

Jean-pierre Landau:

在消费方面，中国的消费占比占GDP在过去10年当中下降了10%，在美国消费不断上升，不管是绝对数还是在GDP的占比上面。这也推动了美国国内对于进口的大量需求的增长，而美国的家庭消费越多，存得越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富裕。为什么觉得自己富裕呢？是因为他们资产的价格和地产价格都在快速上升。而这种全球供需平衡是基于美国持续增长的资产价格泡沫之上的。说到金融的发展，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不平衡，全球的储蓄在不断增长，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并没有相应增长，而这种资产的短缺，造成了在很多国家出现泡沫，不管是在地产，还是金融市场方面都是如此，导致了很多资本流入美国经济体，因为只有美国的经济才能够用大量的方式提供流动性好又安全的资产。美国的资本市场很像一个磁石一样吸引了全球的储蓄的流入，而且是把美元作为国际储蓄货币。除此以外，金融创新或者金融工程的工具，使得美国的金融机构可以出售大量的复杂的产品，看起来非常安全，但实际上已经证明他们是非常不堪一击的。

2010-11-11 09:44:26

Jean-pierre Landau:

因为监管内部的不平衡和大量的缺失，导致了现在危机的发生。我们看一下变化的情况，我们要看到危机背后的深层结构性因素。现在全球收入的转移已经导致了过度的储蓄，与此对应的是来自资产价值上升之后带来的财富效应。这是一种不平衡、不对称的改变出现在全球。与此同时，还加重了不平衡，加大了资本的流动。很明显，对于一些内部的因素来说，尤其美国对放大不平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判断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危机前存在的很多特点，现在还是会存在，尤其是像新兴经济体收入当中很大一部分还是继续储蓄下来。像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工资收入上的变化，很多分析家认为中国会出现一个刘易斯拐点，因为由于人口的压力，导致需求上升，需要更多优质的劳动力带来的一种对冲。不管是怎么样，这些进程都会是持续、逐渐的。就市场规则来说，还是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需要很强大的公共财政上的整合。但是这个转移可能还是会继续进行，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尤其在欧洲，我们必须顺应这种改变，必须提升自己的灵活性。最重要的是需要提升人力资本，这是最重要的资本，并且提升他们研发方面的能力。而新兴市场也要面对双重任务，一个是人口老龄化，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经济需要走出危机，应该把全球的储蓄更好地分配起来，我们需要注重的是很好处理需求的问题，我们需要一致性的措施。比如在2008年和2009年恢复经济的信心，我下面提出我的建议，当然都是出于个人的观点。

2010-11-11 09:47:02

Jean-pierre Landau:

我们要重新达到平衡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在全球水平上来说，如果要对应1%的美国消费上升，需要5%的中国储蓄。在西方国家，消费被看作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也是福利的重要手段。一年以前，周小川行长说过，东亚国家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要节俭、要自律。在老年人口当中，尤其是注重储蓄这一点。在公共政策财政和财政政策当中，我们也需要重新来制定，并且提升就业率。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协调，适应各国不同的发展水平。我们的这一改变，是不可能一夜发生的。在不同的国家，技术和生产能力能够面对一个正确的价格和环境，不同的国家有权力自由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汇率机制以及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全球有序的再平衡战略。这样一个战略，在今年7月胡晓炼行长讲话当中表明，国内要素价格和汇率的调整是相互协调的、相互加强的。不同的国家通过资本进行协调，这种协调比货物市场协调更加强大，这体现了不同国家的多样性，因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偏好。现在很多国家都面临老龄化的问题，也需要让他们在以后能够通过货物或者安全的投资来获得收入。我们现在面临全球的资本市场，有一些不对称的，全球的金融发展不对称因素让我们无法得到共同的储蓄努力方面的益处。这些不对称的因素是有原因的，在新兴国家，在1997-1998年的危机，还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心悸。

2010-11-11 09:52:58

Jean-pierre Landau:

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在今天就表现为不同国家的金融货币政策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不是相同的。让不同国家金融方面完全得到统一，现在并不可能实现。重要的一点是让不同国家的金融和政策相互协调，首先，需要使不同国家的金融调控措施更好地融合，不管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以及巴西这样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了金融委员会的全资格成员，通过这个委员会的加入，可以促进全球金融系统的效率。另外，我们需要考虑新的方法来解决应对全球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资本的控制可以暂时减少对于其资本帐户的影响，甚至是会永久性限制其汇率的不稳定性。但是，对于整个全球金融系统来说，这只会给别的国家造成一些压力，使他们降低全面的不稳定性。非常重要的是不同的国家需要作出决定，来开放他们的资本市场，而且对其进行保护，避免外在的金融动荡。新兴国家在不断采取措施，来扩大其外汇储备，从1990年占GDP的比率4%，而到现在占到了GDP的20%。这是为内部和外部金融稳定的工具。如果我们有正确的机制，提供流动性和多边的合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已经在G20集团讨论中占到了优先的位置。一方面我们需要找到新的国际流动性，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控制道德风险。

2010-11-11 09:56:03

Jean-pierre Landau:

最后一点，我们需要找到未来可靠的国际价值储存的工具。这场危机加强了资产短缺情况，因为有一些工具到以前我们认为没有风险，但是最近才发现是非常有风险的，改变了全球的金融状况。2009年，周小川行长重新开始讨论，以后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超国家主权的货币，这个货币将会加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在提供稳定的价值储蓄方面的讨论，我们需要建立国际工具，这个工具是一个货币篮子或者特别提款权还是一个新提出的货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储备货币，能够帮助防范汇率方面的风险。25年以前，非常清楚的是当时必须是一种货币篮子的一部分，会帮助我们平衡偿付的调整。

2010-11-11 09:59:33

Jean-pierre Landau:

建立新的储备货币是我们面临的课题，这也需要时间，中国的同行也在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一点。同时，新兴国家的金融发展不断扩大安全和有流动性的金融资产，资本市场和本地的货币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有巨大的发展，似乎在地区金融和货币安排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在未来可以发展。在亚洲已经很多的储蓄，这些储蓄可以在本地调用，而不是在发达的经济体调用。区域性的经济市场可以得到货币安排的补充和加强，现在亚洲国家正在进行努力。欧洲在不断的跟进，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发展，我们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历史，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经济货币和金融的融合，在欧洲我们学到了很多，通过不同的危机和困难，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欧元在15年以前不存在，而现在却成为了全球两大货币之一。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经验会成为一个普世的模范，但是我有一点非常确信，就是合作精神，允许我们克服很多的困难和挑战，并且实现繁荣和稳定。在充满机遇的世界中，也是非常复杂的世界中，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个经验。

非常感谢。

2010-11-11 10:00:28

主持人 杨扬:

谢谢。接下来演讲的是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先生。

2010-11-11 10:02:25

李扬: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正在采取，今后还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恰恰迎来了中国制定“十二五”规划，因此很自然的“十二五”规划就成为应对后危机时期中国整个的发展和宏观调控政策的集大成。在“十二五”规划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期强调的方向和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并且深化，同时我们看到一些新的表述。所以，研究“十二五”规划，就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在应对后危机时期的战略安排以及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

在所有这样一些应对危机的措施中，我们注意到城镇化这样一个长期强调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受到了更多的强调。因此，今天我就城镇化的推进与金融改革之间的关系做一个探讨，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2010-11-11 10:02:53

李扬:

中国改革开放32年来，如果就经济发展的引擎而言，是工业化和城镇化。但是由于今天发展的是一个非常低水平的，还没有达到温饱的一种水平，向温饱发展，所以工业化很自然地成为一个长期以来的主导性的因素。这个时候，城镇化事实上也有相当大的进展，但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关系，城镇化是由工业化引致的，这是一种“引致性”的城镇化。应当指出的是，工业化先导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优势，就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有很多的争论，国内学者也有很多的探讨，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的速度落后于工业化，是中国的一个缺陷。我认为，这恰巧是中国的一个优势，因为它使得我们避免了像拉美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早出现的大城市膨胀，以及各种各样的贫民窟遍地产生的社会弊端。中国是首先让人们能就业，然后才考虑是否移民，这样一条道路，是非常值得总结的。

2010-11-11 10:04:46

李扬:

但是，现在中国确实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而城市化方兴未艾。所以我们的判断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举，而且逐步向城镇化为主导的方向转移，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我们要想探讨这个新的趋势特征和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挑战。我们首先回顾前32年引致性的城镇化引致什么特征。我们看到，从劳动力流动来看，流动的劳动力从农村中排挤出的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去，主要是为了赚钱，在制造业中就业，赚取高的收入。因此他们的流动格局是一种候鸟性的流动，在这种候鸟性的流动的整个格局下，有若干特征非常值得注意。

第一，他们并不谋求移民，不谋求成为在中间工作的那个城市的居民。由于如此，就有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每年会定期的有数以亿计的人口流动，每年相当于在欧洲几个国家的人口在移动，这样对中国跨地区交通运输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第二，他们所取得的收入要汇回农村去，并不主要在城市里面，所以，造成了大规模的资金的流动。

第三，他们的消费活动除了吃穿等最基本的活动发生在城市外，特别像住房、医疗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还发生在农村。可以说，这样一种人口流动格局，由工业化引致的城镇化的发展，事实上是固化了城乡的分割。

2010-11-11 10:07:10

李扬:

我们有些调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没有像城市居民那样呈现不断升级的态势，相反，他们的消费结构甚至表现出低级化以及恩格尔系数上升的逆转趋势。这种情况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经济这么发展，但是消费仍然跟不上，因为在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虽然他们在城市里面赚取了比他们过去更多的收入，但是他们仍然延续着甚至强化着原有的消费习惯。从经济上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分散在农村，存在着规模不经济，因此就会导致有效供应不足，以及价格过高。在这个意义上，这两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下乡、惠农的措施，都是非常有眼光的。我们这里有一些统计，比如就消费价格而言，2001年-2008年，农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3.3%，城市上涨18.4%，农村价格水平上涨高于城市，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的供应不能非常的集中，规模不经济。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就结构而言，农村家庭在家庭设施、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消费，没有显著提高，甚至有所下降。这就解释了在二元结构下，中国总的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更有甚者，在制造业就业导向的城镇化模式下，人口的集中主要是表现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这样一种集中已经显示出一些弊端，比较明显的是在危机之后。在危机之后由于全球经济危机深化和制造业增长速度下降，造成制造业吸纳农村流动人口下降，并导致全国的城镇化速度放缓。这里有一个重要现象的观察，很多人认为中国很简单地做一个算术，中国现在城镇化水平46%，如果达到70%的话，按年率1%来算，能有多少年的好日子？但是最近两年发现，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在下降，危机的冲击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危机冲击为什么造成城镇化速度下降，是因为我们的城镇化是工业化导致的，是制造业引致的。

2010-11-11 10:10:41

李扬:

第二个现象，2009年财政刺激计划投入主要在中西部，它的结果就是较大程度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就业环境，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得很多原先要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不再进行这样一种传统路径的流动，他们可能在当地留下来了，因此，导致了东部工业发达地区产生了程度不一的民工荒。这是两个新的现象，就是城镇化速度趋缓，民工荒现象出现，并且长期化，是我们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重要的事实。

然而，中国的城镇化的模式正在改变，因为中国工业化逐步完成，城镇化将逐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引擎。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我们会看到一方面，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还会复制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引导城镇化的模式，但是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城镇化引导经济发展的新的模式。这是第一个改变。

第二个改变，流动人口的成份在发生变化，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一代农民工子女，现在已经成了农民工的主体。2010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总流动人口的60%，达到一亿以上。这些人到城市去的动力，他们的追求和父辈是不同的，因为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是流动，去挣钱，而是要谋求在他就业的城市中，呆下来，成为居民。所以，农民工从候鸟性的流动，转变成移民，不仅需要要求制造业继续稳定发展，而且对城市的社会服务、社会管理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提出新的巨大需求。正是因为基于这样一种需求，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已经开始发生改变。这个转变的影响是及其深远的，在意味着未来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保持相当大的规模，现在他们要谋求成为移民，就要由城市提供，由政府来提供，由社会来提供。未来城镇化过程中，由于移民大量涌入，城市需要为新增居民提供住房、交通设施、水电管网设施等等，城市投资需求将会大大的增加。这些移民的增加，会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提高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并且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主要原因之一是城乡差距，这样一种人口的流动的新格局，会缩小城乡差距，从而进一步的对于改变我们国家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作出贡献。

2010-11-11 10:14:17

李扬:

归纳一下，这样一种新型的转变，在五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是由于城镇消费性的投资会迅速增长，将会使得国内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二是会刺激整个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改善中国的产业结构。三是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等等这样一些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会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四是由于聚集，所以教育水平得以大幅度的提高，所以才会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本。五是收入分配差距将因农村居民的减少而缩小。同时，通过城镇化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扩展，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将缩小。总之，这样一种战略性的转变，它和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的战略的转变是一致的，并且构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它。下面讨论在金融领域如何支持这样一个转变。我们看到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镇化主导，将使得投资主导型的增长模式得以持续，这是我们必须确认的一个事实。好在中国仍然具有高储蓄率，因此这样一个高储蓄是能够继续支撑高投资的，这是从总量而言。但是投资领域将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看这种变化怎么发生的。由于城镇化、由于人口集中，所以我们需要商业餐饮、需要社区服务、医疗卫生等行业发展。由于让居民安居成为政府的任务，因此我们就需要房地产、物业管理、市政环保等行业予以保障。由于人口的聚集，一聚集就需要分工，聚集多了就需要分工的细化，于是就需要运输、仓储、保险、信息等行业的支撑，由于城镇需要提供生活质量，所以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科技教育等行业都会发展。总之，服务业会有非常大的发展。

2010-11-11 10:15:58

李扬:

换言之，投资引导中国经济这样一个总格局没有变化，但是投资的领域将因城镇化模式的变化而发生重大变化。从投资资金的性质上来看，工业化主导的投资和城镇化主导的投资，性质上非常不同，区县不同，风险不同，商业可持续性不同，需要价格和收费的环境不同，需要税收的待遇不同，因此这样一种转变意味着投资的性质发生变化。金融业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看我们所需要配合的主要领域。

2010-11-11 10:16:23

李扬:

第一，要应对城镇化大发展需要做的金融方面的配套改革，就是纠正扭曲的资金供应结构。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也就是说，我们储蓄的动员、储蓄的分配，都是通过一个金融中介机构进行。这样一种动员储蓄和分配储蓄的机制，有利于推动工业化，但并不非常适合城镇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银行资金来源主要是短期存款，而用之支持长期投资就有一个期限错配的问题，在工业化过程当中也这样的问题，但是一般来说，工业化的项目由于是商业性项目，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相对较短的投资回收期。但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的投资商业化的性质并不明确，而且需要的资金非常之强，比如盖一个医院，盖一个养老院的回收期，比盖一个钢厂、一个水泥厂的回收期长得多。所以在这样一种结构下，资金的来源区县结构的错配问题会更加突出。

2010-11-11 10:17:22

李扬:

第二，如果过多使用银行贷款会显著提高企业投资项目的杠杆率，从而增加潜在的风险。今天说杠杆率，危机已经延续了三年，在后危机时期，我们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的环境中说杠杆率，我想不用多说，都知道它的危害性，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就是杠杆率过高。而依托这样一种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为经济建设提供资金，自然结果就是提高杠杆率，提高杠杆率是我们要防止的，要严防的。目前，中国保持着渐进融资的格局，前面我们讲到以银行为主，这样一个等价判断，就是股权类资金供应严重不足，在中国的投资领域中、生产领域中，普遍存在着资金结构的失衡问题，也就是股权性资金少，债务性资金多，从而中国整个经济的负债率是比较高的。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使得我们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一些非常不得以，而且从长期发展来说是危害性的一些措施，比如降低投资项目的资本金要求，也就是说，我们在反危机的过程中，不得不提高杠杆率，而杠杆率高，是导致危机的一个因素，我们不得不采取这些措施。当然，也有不得以而为之的窘迫，但是我们应当高度警惕。

2010-11-11 10:17:32

李扬: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居民、企业、银行、政府的四张资产负债表都呈现杠杆率提高的趋势，这种趋势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由于这种现象在市场上我们就有一些非常清晰的反映，危机中现金为王，就是说谁手头有钱谁就为王，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中，股权投资为王，一个项目摆在那里，谁能用股份的形式进入，谁就有主导权。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管齐下，有一个观点需要强调，说到这个问题，大家自然而然说发展资本市场，但是发展资本市场迄今为止发展的主要是资本交易市场，对于作为交易市场的基础的资本形成的市场，我们给予的重视是不够的。所以，下一步应当前移，前移到强调资本形成。

第二需要强调的途径，我这里列了五个途径：一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二是在中国提高股权性资本的比重。民营资本的发展功不可没，因为中国现在的规定，民营资本的投资是不允许用负债的方式，不允许贷款，所以他们的投资基本上不会形成负债，会形成股本。三是在中国总体资金过剩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引进外资，这个情况一直被质疑，如果我们从资金结构的角度来看，这个很矛盾的现象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因为我们引进外资主要是FDI，而FDI是形成资本的。四是集合投资，PE、VC获得大发展，也在此得到了解释。2009年PE行业新增规模大概1万亿，这是非常大的规模。五是金融创新，因为建议中国是以银行为主，银行为基地的各种各样用于转变债务性资金为股权性资金的金融创新都应该得到支持。应对中国城镇化模式发展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刚才胡晓炼行长已经谈到，这个问题非常之突出，以至于一些国外的研究者都认为中国下一步的金融风险主要是地方融资平台。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对于地方融资平台采取了非常的合理、非常理性的态度。

2010-11-11 10:17:51

李扬:

首先，认识到地方融资平台产生、发展，在危机中得到进一步的扩张，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这个矛盾就是一方面中国进入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而城镇化主要的任务在地方。另一方面，地方上基本控制不了金融资源，他们的财政资源也是非常短缺的。所以，没有钱，但是需要做这么多的事，因此绕过各种各样的规定，比较地方性的融资活动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有它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在一种绕过现行管理框架的条件下来从事这些活动，这些活动自然就存在很多风险，一是产生有必然性，二是中间有风险，基于这两个判断，对于地方融资平台解决的问题就有了目前这样一些措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分类有五类，有一个基本的概况。我们认为解决地方融资平台问题，是中国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刚刚已经说到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它事实上显示了我们整个金融结构中的矛盾，因此对于地方融资平台就有一个分类处理的方案方略。现在地方融资平台大概有三种类型：一是商业可持续性。二是本身有一定的商业性来源，但是需要第三方还款的来源才能够支撑的。三是基本没有现金流以及可能损失的项目。分类如此解决办法，应该是很明了的，对于第一类、第二类应当给予支持，它明确化，让它浮在水面上，给它一定支持，对于第三类我们要高度关注，要想办法采取措施，地方政府要在中间承担重要的责任。

2010-11-11 10:18:09

李扬:

最后一个问题，需要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在我们这次“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有很多新的提法，其中，在这里列了两个提法：一是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我的印象在中央一级里，对于地方政府金融的发展以及管理体制问题是第一次提出。这个目标的提出，充分考虑我国的幅员辽阔、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都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考虑了城市化发展的客观需要，考虑了完善我国金融和财政宏观调控体系的要求，就是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和要求之后，慎重地提出了地方的金融管理体制和地方金融发展问题，在这个文件中这是关于金融方面新的提法。而发展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有很多的内容，我这里列出了三条：一是发展市政债券市场。二是深化政策性银行体制改革。当然政策性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一直在提，但是在危机之前，对于银行体系改革已经有了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就是把它们改为商业性金融，而且这个措施已经采取。在“十二五”规划建议当中，重提政策性银行体制改革，这是政府面对危机的新挑战，面对危机过程中揭示的问题作出的新的举措。这样会对城镇化发展产生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三是建立多层次的区域性中心。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在规划中提出，但是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这个命题的提出，就蕴含着中国可以有若干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在这个意义上，这么多年来，各级政府都在谋求建立自己的金融中心的活动，就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网络经济的条件下，多中心应该是可能的。

2010-11-11 10:18:25

李扬:

总之，中国下一步的发展，从发展要素来说已经转移成城镇化为主导，而城镇化为主导的发展路径，对这样一个路径，现有的金融体系不能完全有效地支持，因此我们需要在金融体系的改革上进一步下功夫。我相信这次改革已经展开，而且会非常有效的推展，如果做到这样的话，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中国将会进一步的提高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会对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各位。

2010-11-11 10:18:40

主持人 杨扬:

谢谢李院长。女士们，先生们，会场内外的听众，通过新浪微博参与的其他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现在参加的是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会，我们的论坛开幕式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将会在休息茶歇之后，分四节分别讨论中国经济、国际形势、历史人文和社会民生，为大家解读中国在后危机时期的地位和方略。

2010-11-11 10:18:53

主持人 杨扬:

这里是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会的现场，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现场。即将进行的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大学部框架为主设计的四场分会的论坛，它们的主题分别是经济学部的“经邦济世”、国际学部的“多极化的世界”、文史哲学部的“历史的沉思”、社会政法学部的“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切将如何考验中国的经济，首先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带来他的意见。

2010-11-11 10:37:21

金碚:

各位来宾上午好！今天在这里要给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后危机时代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我们现在都在使用“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个概念，但是什么是“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个时代是说金融危机已经过了呢，还是金融危机没有过？很不清楚。因为我们前一阶段的交流中间，主要是一些金融专家在谈，从他们的数据来看，全世界金融危机确实已经被遏制住了，或者说经济下滑的趋势被遏制住了。但是又说有可能还会产生第二次危机，至少是第二次危机的阴影挥之不去，大家说还要继续刺激。为什么还要继续刺激？为什么金融危机变得这么“顽固”，原因就在于，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不仅仅是在金融领域，金融领域是它的表现；实际上这次危机还有它很深的实体经济或者我们讲产业经济的根源。所以我们简单来看，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的表现主要在金融领域，但是实际上是产业经济基础或者实体经济的基础无力支撑过度膨胀的金融。如果把经济体比做一个大树，虚拟经济像树冠，长得非常快，非常的膨胀，但是根基究竟是什么？庞大的金融资产去寻找各种各样所谓投资的机会就发现，投资人的信心不足，投资人信心不足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产业发展核心技术的创新方向不明。通俗地说，就是到底什么值得投资。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最终会导致投资人的信心基础崩溃，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金融危机之前，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看到了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传统产业遇到问题，产生当年的产业衰退。九十年代找到一个高技术产业，就是以信息技术产业为标志的高新技术产业。到本世纪初发现这个产业也有问题，大家还是没有投资信心，所以以纳斯达克指数崩盘为标志。又转到房地产，2006年说产业发展还要依托于房地产，2007年发现这个产业也不足以支撑。

2010-11-11 10:52:18

金碚:

到现在金融危机为什么过不去？是因为到现在为止美国仍然非常迷茫。由于实体产业发展仍然前途不明，金融投资的信心基础仍然不够坚持，所以美国也没有办法，无奈的美国只有还继续用超量的宽松货币投放来刺激经济，必然使得通货膨胀成为危险的隐患，危及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大家看到不断要刺激，就是世界的基础究竟什么产业该发展，可以说国际金融危机向世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拷问，产业发展究竟向何处去？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经济衰退的危机阴影就挥之不去，所以发达国家也在寻找答案，这个问题不回答，庞大的金融投资资金往哪儿去？如果不明确这个问题，金融的投资飘忽不定，导致往哪儿走哪儿的资产价格就上，产生泡沫。

2010-11-11 10:56:08

金碚:

看中国，中国产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何处去？中国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中国投资的环境、空间比发达国家要大。但是我们可以看看中国30多年来经济的成就是怎样得来的？基于独特的产业发展路径来发展。我们经常讲我们靠廉价的劳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发展，这是对的。但是另外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是否考虑过，我们的财富究竟来自哪里？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做“资本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极大地依赖于土地资源，包括化石能源和矿产，依托于土地和资源的开发、投入。这30多年来中国的土地资源，我讲的土地包括附着在土地上的能源、矿产等等，中国30年来土地资源哺育了政府、企业、居民的财富集体。中国从30年前贫穷的代名词变成了财富的时代，现在外国人一说到中国，就觉得中国人有钱，中国是充满了财富，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其中土地的故事是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可以给政府算一下账，特别是地方政府算算账，你的钱从哪儿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土地和各种资源的开发。我们的企业为什么有这么多钱，其中很大的原因也是土地中间所产生的结果；我们的国有企业怎样脱困，当时也是土地的故事；北京搞“退二进三”，沈阳搞“东搬西迁”，把土地卖到得到很多钱到另外一个地方开发，让国有企业脱困解决那些工人的问题。居民怎样突然增加财富？每个人回家算一下，3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有产者，12年前中国居民也没有什么财富，1998年住宅改革之后，这12年一下子冒出了几十万亿居民家庭财产，这个财产是什么？是土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30来尽管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土地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可持续的发展。所以中国的产业必须要“断奶”，所谓断奶就是要摆脱对土地资源的过度依赖，不能政府也靠土地挣钱，大量企业也靠土地挣钱。为什么很多制造业企业投资房地产，因为“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句话的影响。

2010-11-11 10:57:41

金碚:

现在中国产业的发展必然要断奶，要解决三个最基本的战略问题：一是，应对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的资源与环境的约束。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使得中国工业化的推进遇到了巨大的障碍。二是，制造业必须要高级化，靠原来那种主要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资源，这样一种增长的模式必须要改变。但是中国又必须继续推进工业化，所以我们的制造业要高级化。三是，必须拓展新的产业发展的空间。这个问题和发达国家有类似之处，回答有什么产业值得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提出了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要解决的战略性问题究竟是什么？我讲几个最重要的战略问题。第一，中国要有资源环境战略。中国不可能停止工业化的步伐，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工作化必须继续推进。中国不仅要只是一个制造大国，而且要成为一个消费大国；不仅要只是世界工厂，而且要成为巨大的新兴市场。在这样过程中间，资源、环境的压力会更趋强烈。所以，战略性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实现节能环保，开发新能源、新材料，这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战略内容。只有在这个方面取得实质性和全面的进展，才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简单地说，我们既要发展工业，也要发展一些资源密集型的产业，但同时要节能环保，这就是一个战略的问题。

2010-11-11 11:01:42

金碚:

第二，中国必须提升竞争力，或者说我们竞争力的源泉必须改变。过去中国竞争力的来源主要是依赖于低价格的资源、低标准的环境保护、低水平的劳动报酬，这样一种办法来保证我们的产业具有竞争力，现在必须要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优势新的源泉来支撑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寻求和拓展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新源泉是中国产业发展决定性的战略措施，没有竞争力什么战略都实行不了，过去那样资源的优势在弱化，甚至在丧失，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竞争力的源泉。

第三，必须要继续推进机制体制的优化，实现机制体制优化战略。我们讲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作用，尽管我们讲到战略，总是有主观的选择性，往往说在重点领域集中力量，这意味着政府的作用要强化，但是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绝不意味着可以脱离客观规律而任凭主观意志摆布。在发展新兴产业过程中间，政府发挥规划、引导、扶持的作用，绝不可以忽视市场的公平竞争而过度的行政干预。总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形成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是国务院《决定》里面重要的内容。

2010-11-11 11:03:09

金碚:

第四，在实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间，还要实施自主性的开放战略，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走更加开放的道路，而不是走封闭的道路。中国的自主发展和自主创新并不排斥公平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这个问题上很多人特别是国外的人有一些误解，认为中国自主发展了，自主创新了，就意味着要封闭，其实不是，中国在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间还要继续对外开放。特别是国务院列举了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七个产业里面主要体现了这三个战略目标：第一个目标跟节能环保有关，新能源、新材料。第二个目标是继续增强我们的竞争力，更高一代的信息产业、生物产业。第三个目标是开拓新的空间。

中国发展这样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且对世界特别有益。而且中国特别发展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具有非常强的正外部性，这个产业的发展不仅对中国有益，对世界也有益。世界上对中国也有一些误解，好象我们在这个领域中间发展会影响到全世界公平竞争，其实我们看到这些产业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涉及到资源的节约、能源的替代、环境的改善、市场的扩容、效率的增进，民生受益，体现了应对人类共同的战略挑战所做的极大的努力。总之，中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使中国的产业走向更加节约、更加清洁、更加高效、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不仅使中国获益，而且将使全人类受益，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理应受到全世界的欢迎。

谢谢大家！

2010-11-11 11:04:54

主持人 杨扬:

谢谢金所长。在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当中，中国还是否需要外资，需要什么样的外资，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的演讲题目。

2010-11-11 11:06:09

裴长洪:

各位嘉宾，上午好。这里我讲的题目是关于改革开放的问题。在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当中提出一个新的提法，叫做“更加积极主动地的外开放战略”，这个战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继续优化我们的贸易结构；第二，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第三，继续鼓励中国的企业走出去；第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区域合作。今天在这里讲的是怎样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利用外资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2010-11-11 11:06:38

裴长洪: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十一五”期间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特点。

特点一：“十一五”期间中国利用外商投资上了一个新台阶，增长速度比以往各个时期都要快。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利用外资当中，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重有了一个很明显的提高。以往在利用中国外资的比例结构当中，服务业的比例一般都只能在24%、23%左右，在“十一五”期间已经提高到40%以上。

特点二：外资来源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十一五”的前三年，外资来源地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像自由港的外资，像维尔京群岛、萨摩亚群岛、开曼群岛，这些自由港的外资比例有很大的提高。2009年情况又有了变化，这些自由港的外资比例有了下降，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金融活跃的时期，来自自由港的外资迅速增加。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地方的FDI又有所下降。

2010-11-11 11:08:30

裴长洪:

特点三：“十一五”期间中国利用外商投资的项目趋于大型化、独资化，项目单项规模在迅速的增加，而且独资的比重有了明显的上升。大家知道我们利用外商投资有三种方式，一种叫中外合资经营，一种叫中外合作经营，一种叫外商投资经营。这种外商投资经营的比重在“十一五”期间有了迅速的上升。

特点四：一般在媒体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报告里并不多见，这个特点其实很重要。尽管我们利用外资的数量、金额都是增长的，但是我们在全球的外资流量中的比重是趋于下降的。图中表格列出了中国利用外资和全球流量的对比，从对比来看我们总体上是趋于下降。包括2010年利用外资也能达到1000亿美元，世界投资流量2010年可能达到1200亿美元，从比例来讲我们仍然比不上在上世纪以及本世纪高的年份，只能占到5%、6%左右。不要认为我们利用外资很多，世界上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并不是中国，中国只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排第一，而世界利用外资排第一的仍然是美国。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最富的国家最需要外资，而且还最容易得到外资。

2010-11-11 11:09:32

裴长洪:

在后危机时代，国际资本的流动也出现了一些现象。首先，无论在危机之前还是在危机之后，跨国并购一直都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包括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跨国并购仍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其次，国际资本流动仍然很活跃。原来人们想象，国际金融危机会使国际资本流动受到限制，因为资本缩水了。实际上在金融危机期间，包括2009年资本流动的缩减和资本的缩水相比，仍然不是相对应的，这种资本流动的缩小并没有资本缩水那么严重，流动仍然是很活跃的。2009年国际资本流动，直接投资流量仍然达到1000万亿美元以上。这种流动上服务业的国际投资仍然是主流。，流到哪里去呢？流到各国的服务业当中去。尤其是今年以来，国际资本大量的流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最近这几个月我们的媒体包括我们的中央银行都在不断的发布信息，关于热钱流入这样一个信息。由于美国启动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国汇率的大幅度贬值，大量的国际资本向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资产质量比较高的国家转移，软货币向硬资产的转移这样一种现象非常突出。在中国，外汇收支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外资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对我们现在和未来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2010-11-11 11:09:44

裴长洪:

外商投资偏好金融、房地产业，这里面既有国际资本投资策略的考虑，也有国内因素的一些原因。从我们国内因素来讲，我们这几年进行了大量的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资产价格的上升，都导致了外资流入的加快，这是我们能够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热钱流入的渠道，这些渠道也都为国际资本流向我们国家提供了一些可以进入但是不合规的渠道。加上，现在的投资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国际投资出现了新的投资方式和商业模式，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投资模式主要是以投资银行和私募股权基金作为风险投资的工具，这种投资方式颠覆或者改变了以往国际直接投资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打一个比方，大家知道国际直接投资在国际经济学当中是定义为资本对一个企业生产经营的控制以及对生产利润的获取。很通俗地说，投资是为了养一只母鸡，利润的来源是要母鸡下蛋，投资是为了取得鸡蛋。现在的风险投资，投资要买一只母鸡，不等到母鸡下蛋就要卖母鸡，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通过出售股权，通过出售资产来进行盈利，因此就出现了新的投资方式。目前的国际资本流动和原来传统的理解国际的间接投资、直接投资有了很大的区别。这是我们在“十二五”要面对的一个新课题，大量的资本流入通过私募股权基金投资及其他的风险投资的方式流入。

2010-11-11 11:11:04

裴长洪:

面前这样的形势，我们既要积极的吸引外商投资。这不仅是我们需要整合世界各种优势要素和资源的需要。美国是最发达的国家，最富有，它为什么要利用外资，吸引最多的外资，因为这是它整合全球资源，整合全球要素的需要，它的资本流动是大进大出，所以最富的国家仍然是最需要吸引外资，而且最有能力利用外资。利用外资的多少已经是一个国家整合资源，整合要素能力大小的标志。此外，在中国还有特殊的必要性，刚才李扬副院长说过的，因为在中国虽然钱很多，但是这些钱在融资活动中多数都是以负债的形式出现，很少以股权投资的形式出现。吸引外资实际上是解决股权投资的一个重要渠道，所以今天在中国我们仍然需要扩大开放，仍然需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包括吸引这一类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作为工具的投资者的资金，来支持我们的经济发展。因此，要把外资吸引到先进的制造业、服务业，当然也包括金融和房地产业，同时要大胆的利用外资并购来吸引外资，还要正确地认识国际投资的第三种方式，开拓利用外资的新渠道，使我们利用外资能够上一个新的水平。我们也要防范风险，在大胆和积极地利用这些国际资本当中，也要防范风险。防范风险涉及很多方面，首先是人民币汇率应当保持基本的稳定，汇率的浮动灵活性不能理解为单向的升值，应该参考一篮子货币要有升有降，避免国际资本短期内过度投资以人民币计价的各种资产。第二，各种资本项目的开放要审时度势，同时要保持监管自如的开放态势。第三，加强外汇收支的贸易投资真实性审查，弱化外汇指定银行进行结售汇交易的利益冲动，弱化中央银行结汇和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这样才能够在新的形势当中，做到既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同时又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2010-11-11 11:14:02

主持人 杨扬:

接下来通过圆桌论坛的方式，同时和四位专家谈谈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欢迎四位嘉宾上台，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和环境研究所潘家华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王国刚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汪同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玲女士。大家表示欢迎。

首先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先生，目前的房地产价格仍然坚挺，您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如何看？

2010-11-11 11:22:03

潘家华:

谢谢主持人。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与大家交流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怎样理解房地产价格的坚挺，再来看看为什么是“坚”，然后再认识一下为什么现在是“稳”，将来的趋势又会如何，最后可能得出一点结论。

关于“坚挺”，应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以来，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增幅、增速都大幅下降，最近报道有的地区比如说上海房产价格已经出现下降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坚挺”。但从另外一方面看，经过这样大力度的调控，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并没有像很多人所期望的那样大幅下降，所以还是比较坚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和地方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应该是有效的，我们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并不是要摧毁房地产市场，是要求稳，求发展。这是我们对房地产市场价格坚挺要有这样一个客观的认识。

2010-11-11 11:23:23

潘家华:

如何来认识房地产市场的“坚”呢？应该有很多原因。这个原因中间，首先房地产作为一种资产有多重属性，是一个投资品，我们可以进行金融投资从中得到回报；它还是一个消费品，而房地产真正需要的社会属性应该是消费品的属性。但是房地产还是一种生产品，可以用来经营和出租。现代化房地产坚挺是因为多重属性中走偏了，消费品的属性得到弱化，而投资品的属性得到了膨胀，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光是私人投资，现在还有很多企业资产涌入房地产，这又使得房地产价格不可能有大幅度的下降。

2010-11-11 11:25:05

潘家华:

第二，自上而下社会资源的极化特征。因为我们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省会城市，卫生资源这样，体育资源也是这样。北京对驻京办的清理，一共有1000多家，清理了600多家，还有300多家驻京办，这也是为什么一线城市和首都房地产价格远高于省会城市，而省会城市又高于中等城市，这是由于资源极化的分配，使得房地产价格在某些地方，在资源相对富集、相对垄断的地方，资源相对坚挺。

第三，中国自然资源特征。中国的气候、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生产力不一样，“孔雀东南飞”的趋势会强化，东南沿海的环境容量和经济容量相对于西部地区应该是更大。除此之外，还有土地财政，经营土地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有很多事权，但是财权相对来讲经过分税制以后被弱化，在现在的财政格局下，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手段和欲望只会加强，不会弱化。当然现在还有建筑质量的提升，使得成本有所提高，加上现在的通胀预期以及城镇化和人口的增长，所有这些原因都使得我们的房地产价格保持着坚实，不可能有大幅度的下滑。

2010-11-11 11:26:05

潘家华:

房地产价格的“稳”，现在是坚，不会再挺，不会再疯长，就是保持稳。为什么会稳，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关注民生，强化社会稳定，行政手段的高压必将维持下去。二方面，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化管理，在深圳已经启动房产税，如果我们在房产税、赠与税、遗产税，对资产的管理加以规范的话，那资产的持有成本，使它成为投资品的属性就会弱化，需求降低，回归到本源的房地产消费品属性。三方面，政府大力投入经济适用房、保障房和廉租房，这样会消化相当一部分的刚性需求。四方面，消费者的消费理念也会趋向于理性，投资的渠道也会多元化。从这些方面来看，房地产市场应该会趋稳。

2010-11-11 11:28:36

潘家华:

再看未来的走势会怎样，其中的因素比较多。从宏观层面上看，应该是城镇化，还应当看到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政策调控因素。前面的嘉宾在演讲过程中讲到，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会加速。如果现在加速，只是一个百分点，按照人均住房面积20平米，应该有2.8亿，30平米有4.2亿，现在每年的建筑面积也就只有8-10亿这样一个水平，大家可以匡算，每年应该有多大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房地产市场会“坚”的原因。

第二，人口结构的因素，尽管人口还在增长，随着人口的老龄化，60岁年龄阶层的人再过十年、二十年应该慢慢离开世界。现在这批人口多数有两套、三套住房，这些都会释放到市场来来，所以房地产市场也会随着人口的稳定像欧洲一样会趋于稳定，不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政策因素也取决于多方面，现在城镇化不可能让每年14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住别墅这样的大空间。欧洲在二战以后，从土耳其进口了大量的劳工，对这些劳工，当地政府是建了很多的相当于保障房、经适房的房子，住房的面积和条件都是非常简单，可以尽快安置这一批人，就使得这一批刚性需求得到满足。在市场规范，资源的极化的均衡分配这些方面，将来也会有所改变。所以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今后的走势也不可能，也不会有这样一种非常大幅的波动。

结论是稳中前行，有序发展。我们有一个强势的政府，政策是有效的，我们的消费也会回归理性。谢谢大家。

2010-11-11 11:29:32

主持人 杨扬:

谢谢潘所长。相信会场和会场外对房地产的价格走势还会进一步向潘所长提问题。下面请王国刚所长回答一个问题，现在通货膨胀非常猛烈，会成为今后经济预测或者预期的一个重要因素，你认为这个压力大吗？中国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对待通货膨胀？

2010-11-11 11:32:12

王国刚:

应该问清楚通货膨胀是讲国内还是指全球，我理解的是国内。通货膨胀这个词现在用得比较多，但是我的说法是中国不存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定义讲的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导致物价普遍上涨。从中国的现象来看，我们现在比较多的人用的是CPI，CPI超过3%，连续6个月在国际上被称之为通货膨胀，国内也用这个概念，CPI超过3%就算通货膨胀。从今年5月份算出来，已经有好几个月超过3%，从这个角度使用通货膨胀这个概念好象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细细算下来，这里面可能就没有道理了。为什么说没有道理呢？首先讲发达国家它的CPI构成中不包含农产品和资源类产品，而在中国CPI中，农产品或者食品类占的份额达到1/3之多。再来看中国今年的情况，今年从年初开始，大面积连续性的受灾，蔬菜、水果、棉花等等由于这样一些自然灾害出现了短缺、价格上扬，而这是不是因为货币发行多了导致了这些农产品减少，或者反过来说你把货币紧缩了田里是不是就长出了蔬菜、水果和棉花，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另一方面情况，我想大家都应该注意到，2009年中国的CPI是负增长0.7%，可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列出的CPI工作目标是4%，就问这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实际上在政府工作报告之后，CPI列4%之后，列出要对一系列资源产品价格进行调价，其中包含了水、电、燃气等等。在2009年5月份，曾经在某些地方开始做这种调价，但引起了舆论上比较大的反响，为了保证2009年我们六十周年大庆的平稳举行，所以把这项措施给暂停下来了。到了2009年11月份以后，才陆续启动这项政策，现在还在做结算，水、电、燃气等等都在调价格，这是不是因为货币发行多了导致这种调整呢？显然不是。在这里面，我们说由于一种或者几种农产品价格上扬导致CPI上行，或者因为政府调价导致CPI上行，不是因为货币发行多了而导致的，不应该简单套用。我们称这种现象为物价上涨，而不用通货膨胀去概括。

2010-11-11 11:32:48

王国刚:

为什么不用通货膨胀概括呢？如果通货膨胀这个词只是用于表达物价上涨，这个词怎么用关系都不大，非常可惜的是，几乎所有人一讲起通胀，后面漫谈想起的就是货币政策，要用货币政策调整这个问题，这个就比较麻烦了。麻烦在两个方面，第一，货币政策本身解决不了刚才所讲的那些事，比如说某些农产品的短缺导致的价格上行，比如说由于资源类产品的价格调整导致的价格上行，解决不了那些事。第二，它有副作用。这种副作用有的时候不仅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还有害于它。大家知道2007年-2008年，我们当时CPI上涨最高点是2008年的8.3%，那一轮的主要成因是因为猪肉短缺，在这时候如果加息了，加息的直接结果是饲料大户如果有贷款成本就提高，成本提高饲料价格就上涨，饲料价格上涨养猪户的成本就提高，那头猪肉价格涨不上去养猪户亏了就更不养猪了。养猪户有贷款利息成本也上去了，所以有负面影响，这是一方面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不是影响某一个产业或某种产品，对其他产业的正常运行造成不利的方面。有人讲，物价是货币现象，我觉得这个话只讲对了一半，任何的物价都是用货币来表示的，比如这一瓶矿泉水价格是1块钱，1块钱是用货币表示，当它涨到1.5元，也是用货币表示，从这一点上来讲，任何价格都是货币现象，任何价格变动都是货币变化可以说通。但是不等于任何价格变动都是货币政策现象，这两者不能相混，而好些人讲了前面的话就把后面带进去了。实际上相当多的农产品变化或者是季节性关系，比如说蔬菜，通过两三个月的补助价格就下来了。有些需要财政解决的，07、08年解决猪肉问题主要以财政方式解决，给母猪直补，这个过程不能简单地跟货币政策相挂钩，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眼下不存在通货膨胀。

2010-11-11 11:36:00

王国刚:

如果把这个眼光放长一点，实际上从1998年以来一直到现在，中国非食品类的或者西方国家称为CPI的指标，中国从来没有超过2%，有些年份还是负增长，用这样一个概念来看，中国实际上从1998年以来不存在通货膨胀。把这个往下走，我们认为在后面一段时间CPI可能还会继续上行，但是依然是前面这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农产品方面发生了效应，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源类调整。当然，农产品发生变化也有国际市场因素，今年粮食严重欠收，俄罗斯已经禁止出口，这些方面会对我们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中国眼下最主要的是刚才说的几类，不应该定义为通货膨胀，而是称为物价上涨。

2010-11-11 11:41:56

主持人 杨扬:

汪所长，我们怎样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宏观经济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是跟货币政策所谈的通货膨胀或者叫物价上涨问题有关联的，我们现在请汪同三所长给我们介绍。

2010-11-11 11:42:54

汪同三:

谢谢主持人。讲宏观形势，应该说中国的宏观形势是不错的，特别是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在全世界所有的经济大国中对比，中国经济应该说形势不错。我们很快就从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中走出来了，今年看来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要比去年有所上升，现在多数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包括国内和国际都预测在10%左右，没有预测中国2010年GDP增长速度会低于9.5%的。那么看2011年经济增长速度也不会很低，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人预测2011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会低于8%的，GDP增速8%是连续四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2011年我们还会继续保持比较好、比较稳定、较快增长的局面。形势好不是没有问题，问题是很多很多的。

2010-11-11 11:43:29

汪同三:

我记得在2009年的时候，当时讲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确实是这样，2010年的形势没有2009年那么困难。但是2009年我们讲是最困难的一年，但是2009年又是问题相对比较清楚的一年，2009年的问题大家都很清楚，也很唯一，就是要有效地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我们经济的适度增长速度。2010年不是我们最困难的一年，但是2010年的问题是什么？我在年初的时候曾经说过，2010年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问题是什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是这样一个状况，到底2010年我们的宏观经济会出现什么问题，会发生什么变化，当时是说不清的，现在看起来快到年底了，还有一个来月这一年就结束了，我们遇到的问题太多了，自然灾害不说严重的程度，只说频率和次数是最多的，年初旱，玉树的地震，四川的泥石流，自然灾害最多的一年。年初特别是上半年在担心会不会有二次探底，当时各方面的考虑也很多。再接下来是房地产价格，从6月份到现在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接下来就是通货膨胀问题，王国刚所长认为是物价上涨问题。

2010-11-11 11:45:46

汪同三:

再到新出现的国际因素的影响，现在美国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回过头去看，2010年确确实实风风雨雨，很多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基本上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在发展中就出现了。2010年虽然我们可以预期形势总体还是不错，我们的增长速度还会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是我们要有比较充分的准备去应对2011年可能出现的但我们看不到的问题。目前来讲有几个问题是值得考虑的。

第一，如何正确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在给人造成越来越多的印象，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长速度一定要减慢，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了，这是要应该注意的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而不是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把我们的发展速度减下来。我们在保持经济有一个适度快速的增长要注意是一种科学的发展，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一个我们在2011年要注意处理好的问题。

2010-11-11 11:48:09

汪同三:

第二，通货膨胀，价格上涨，刚才王国刚所长已经做了很深刻的科学分析。我们国家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问题或者价格上涨的问题包括国内国外两个因素，一个是国际对我们的输入性价格上涨的压力，主要表现在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和美国搞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是我们可以积极应对但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受制于人。国内的因素我非常同意王国刚讲到的农产品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农业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我们已经是连续七年粮食增产，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成绩，因为中国以往的规律是五年里面两丰两欠一平，现在已经连续六七年增产，老天爷太给帮忙了，2011年老天爷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这是一个问题。就国内这两年的情况来说，货币供给和流动性问题确实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为了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2009年新增贷款增加规模比较大，将近10万亿，那毕竟是一个压力放在那里，比如现在谈的“蒜你狠”，大蒜价格涨，糖的价格涨，棉花价格也涨，一方面有供求关系在那里，像大蒜这样不是很起决定因素的商品价格也会出现这样大的波动，背后很大一个原因是炒作，流动性总要有一个地方去，原来可以到房地产那里去，现在被堵住了。我们出现的某些特殊商品的价格波动，背后的根源还是比较多的资金找不到一个去处，这可能在2011年我们要注意解决的问题，怎样疏导这些资金。

2010-11-11 11:52:06

汪同三:

第三，收入分配问题。居民收入要增长，工资要增长，怎么个增长法，增长到什么程度。我们在十六大提出要加强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那时候注意到居民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到了十七大，就把这个问题进一步深入，深入到要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要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这就进一步深化了怎样去提高居民收入，指出了问题的所在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偏低。这次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了，我们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数量界限是什么？是要适应居民收入的增长，要适应经济的增长，劳动工资的增长要与生产力的增长相适应。如果片面强调居民收入的增长，片面强调劳动报酬增长，至少会比较快的形成一个通货膨胀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所以在2011年，我们如何去落实十七大的精神，如何去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里把事情做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2010-11-11 11:52:18

汪同三:

第四，宏观调控政策问题。宏观调控政策肯定要有所变化，2009年和2010年是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这两年宏观调控政策大的提法没有改变，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变化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现在如果说你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准确，要加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根据国内外宏观形势的变化，对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做出适度的调整。具体调整是怎样一个表述法，中央自然会提出来，但是我想肯定是应该有所调整的。我是想用“积极”这个词，它说的是态度，现在已经把积极这个词给定义为多发赤字、多发国债、多发货币，降利率，降存款准备金率讲积极，我可以理解。但是我更愿意把积极理解成一种宏观调控的态度，目标是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保持稳定增长，保持可持续增长。这样来理解积极的话，我觉得2011年我们肯定还是积极的态度去制定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010-11-11 11:52:38

主持人 杨扬:

汪所长刚才谈到有些消费品背后有特殊消费品，背后有投机、炒作的动机，中国政府和中国老百姓都在问：我们应该启动什么样的消费？有什么样的大手笔使得消费在正常域值进一步发挥促进经济的作用？这个问题请朱所长回答，要启动什么样的消费？

2010-11-11 11:54:39

朱玲:

演讲人李杨副院长用了三四张幻灯片来说了启动什么样的消费，给我这个问题也恰好只剩下五分钟的时间，凡是李副院长说过的，我就不重复了。

启动什么样的消费？首先要说消费直接是一个收入增长的结果；再一个，也是消费者对于收入的预期的一个表现。我可以接着汪所长说到的问题，中国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王国刚所长也说过的农业的影响等等。我补充一下，你们都谈到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和今年灾害有直接关系；李扬副院长也说了，要大量投资基础设施，这就创造了就业，没有就业我们谈不到提高中等阶层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创造就业，基础设施投资首先应该提出农业基础设施，这次不能只强调灾害频发，其实下暴雨哪儿都有，为什么现在一下暴雨就会有长期而且严重的水灾发生，这跟农村中小水利设施长期投资不足有关。在过去，中国有一个制度是民工出义务工，农村中小水利设施维修是靠这种制度进行的，就是农民不拿工资，该他了就去修水坝或者水库。自从这个制度取消以后，中央政府并没有把这笔需要修水利的钱投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钱不够，中小水库以及水坝长期缺少维修，才会成灾的。这本身就是有一个投资项目的出现，就是李扬副院长没有提到的，而恰恰中央政府的投资应该往这儿去，会创造一部分就业。

2010-11-11 11:54:50

朱玲:

另外，李扬副院长多次提到，要给民营资本开放很多的投资领域。我曾经在我们的论坛提问时间说，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民营资本进入不了很多的领域，这种垄断，除了制度以外，还有一些潜规则，如果创造更多的就业、更多的机会，需要在民营资本进入很多被垄断的领域下功夫，它有了更多的创业，才有更多的就业，有了更多的就业，尤其是一些中低劳动技能的人才能得到机会。强调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国家还是有大量的劳动力，属于低技能的劳动力。所以，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在中国还会长期的需要，这也和民营资本进入有关系。所以您提到的消费问题，首先是一个创造就业和收入的问题。

2010-11-11 11:56:57

朱玲:

除了刚才李扬副院长谈到的公共服务的大量创造，这也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投资，教育和医疗，我补充一点，就是社会保障。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收入预期，没有一个很好的保障预期，人们就是不敢花钱。任何一个家庭和消费者都是很理性的，如果知道以后没有保障，怎么敢把钱花出去。现在“十二五”规划中，把社会保障作为一个重要的事业来发展，到目前为止，农村的合作医疗已经覆盖了96%以上的人口，农村的养老保险已经覆盖1.3亿，而且会在“十二五”规划中极大扩大覆盖面，这对收入的增长和未来释放出来的消费能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还要提到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进入老龄化需要老龄照料产业，这个产业在中国是非常缺乏的，也许下午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李培林会提到这个问题，他们所有专门的研究，这个行业在中国是极其缺乏。

2010-11-11 12:06:40

朱玲:

最后说说我最熟悉的领域，就是扶贫。在被人们认为中国是一个蒸蒸日上、马上崛起的富国的时候，按照世界银行现在测算每人每日或者是消费，或者是收入1.25美元的标准，中国农村还有26%的贫困人口，大家算算是超过1亿多人。如果这样一些人口继续用扶贫措施、救济措施，各种各样的创造就业和劳动力提高的措施来帮助他们，他们的消费释放出来，能量很大的。具体来说，这部分的人的消费更多的是生存消费，是必需品的消费，所以我要提醒一句，到现在农村还有18%的贫困儿童，他们基本的营养保障还是不足的。所以，如果能够更好地帮助穷人，提高他们的收入，至少他们的健康、人力资源以及对高质量的食品的消费都会增加。至于非必需品的消费和奢侈品的消费，我就不提了。

谢谢大家。

2010-11-11 12:08:08

主持人 杨扬:

我想根据时间的可能性，会场听众可以提两个问题。

2010-11-11 12:09:12

中国经营报记者:

昨天央行第四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次上调也是在市场预期之中，但是大家对上调的原因，包括下一步可能央行的举措还是有一些分歧，所以请问台上的四位嘉宾，对上调的原因和下一步会如何收缩流动性、抑制通胀预期有什么观点和我们读者分享一下。谢谢。

2010-11-11 12:09:53

王国刚:

央行刚上调了0.5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就存款准备金率本身的原理来说是一个紧缩银根的措施，如果按照现在我们的存款余额计算，大致上上调1个点的存款准备金率，收紧的资金在6000-7000亿之间，与之相对应0.5个百分点，大概收紧的资金在3500-4000亿。如果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收紧的资金在1.5万亿以上。这是一种算法，一种说法。这次上调0.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就直接概念而言，跟物价上涨比较快或者有人叫通货膨胀，和房地产价格没有大幅下落，和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和我们货币供给太多，等等都有直接的关系。很重要的一条，如果假定用法定准备金的方式收紧银根，我们已经到了17%以上，如果再把前面做的差别调整，就更多了。用17%的概念来算，人民币存款和17%的对应，人民银行的手上应该集中了15万亿之多的人民币货币资金，但是到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去看，连货币资产这个科目都不存在，它怎么收去这些钱呢？通过收紧，法定准备金率提高了，人民币资金进来了，然后一转手人民币资金到了商业银行去买外汇资产，在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是大量的是外汇资金增加，人民币资金又回去了，回到了商业银行。因此，很多人讲收紧只讲了一半，说钱收进来了，钱干什么去了，不讲，实际钱又出去了。这样从人民币资金而言，没有收紧。什么东西变化了呢？人民银行在负债方多了对存贷款机构的负债，在资产方多了外汇资产。这是走了一轮，因为走这一轮，因此在2007年的8月份以后，人民银行有一个规定，要提高人民币存款法定准备金率，相关银行可以拿外汇资产来交，因为走的就是这一轮，所以从这个概念来说，随着中国外汇增加，这时候外汇储备要兑现，必然这个手段要不断的使用。因此，这需要在两头上去看，它有紧缩银根的导向效应，但是在这一头缺乏操作效应。

2010-11-11 12:10:41

提问:

刚才听了几位嘉宾谈话，感到受益匪浅。我有一个问题请问各位嘉宾，还是关于房地产价格方面，刚才潘家华所长谈到房地产价格是稳中前行，最关键是我们有一个强势的政府。但是，我们政府这块政策的平稳性有时候还让人担心，如果有强势政府价格稳定前行的逻辑前提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想，政策不平稳，出现大起大落，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是不是未来给房地产增加更多的投资机会呢？

2010-11-11 12:11:57

潘家华:

历史上是这样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应该是更为突出。我们现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应该还是以强势政府主导下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政策存在很大的不连续性，还有很多不可操作性，这些具体问题是存在的。而且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利益上的不重叠，多种因素组合在一起，使得政策波动和不连续性还将会继续存在。另一方面，现在市场改革的速度和深度，应该在不断强化，如果现在特别是对房地产从行政手段转向市场规范的话，而且现在的趋势非常的明显。只有在行政手段强化的情况下，一管就死、一放就松的情况就不可能出现大幅度的波动。现在用一种市场规范的方法，比如资产税、房产税方面，如果通过这样一种法制和政策规范，就成为一种制度性的保障。在制度规范的情况下，市场也就会变得进一步的规范，这样一种人为干预不连续的政策，可能就会不断弱化。所以，波动情况还会出现，但是波动的幅度会不断下降。谢谢。

2010-11-11 12:13:02

主持人 杨扬:

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提问，也感谢今天四位嘉宾在这里分别做了介绍。

2010-11-11 12:14:54

中国网 :

今天上午的会议直播到此结束，谢谢收看。

2010-11-11 12:15:28

[责任编辑：一叶扁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