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桥者的社会成本

5月21日，陈富超一大早爬上广州海珠桥顶，去抗议建筑公司拖欠他的工程款。交通堵塞，围观者众。他达到了广而告之的目的，但是还想要进一步解决问题，为此和前来劝说的警方谈判了近5个小时。突然，一个叫赖建生的老伯爬上来，将他推了下去。

撞在桥体钢架上的是右手而不是头部，陈富超保住了一条命，但是右手和腰椎严重骨折。如今他躺在医院里，由于没有交够定金，医生拒绝为他做手术。赖家不予理睬，警方撒手不管，社会也不给援助。对于一位已成为公众人物的伤者，这个城市出现令人心寒的冷漠。

个中原因，想必是此乃一位不受欢迎的抗议者。本地网络的调查中，超过半数的人支持老伯的行为。他们的理由是，陈富超妨碍交通，影响他人上班上学，挟持公众利益来达到私人的目的。有人列举自己被害得穿高跟鞋跑、上班迟到奖金被扣、店面新开生意受损等可恨境遇。当然，也有很多人反对老伯的行为。理由大体有三种：第一，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赌上身家性命去表演“跳桥秀”？第二，跳桥者即便有错，罪不当诛，否则警察处理此类事件易如反掌，谈判专家立可失业；第三，老伯何来资格对一个抗议者动粗？不能人人自命正义，随便对人执行处罚，否则社会就全乱套了。

我完全赞同这些反对的理由。不过其中并没有回答支持者的主要质问：陈富超为什么要妨碍交通？我为什么要因为别人欠他的钱而损失自己的200元奖金？有人甚至算账说，被耽误者的损失以每人100元计，陈富超的抗议耗费的社会成本已经超过别人欠他的钱。还有人假设说，万一有急救车遇阻，造成车上病人死亡怎么办？如此说来，陈富超躺在病床上，凄凉地等待残废的后半生，也是罪有应得？

抗议活动的社会成本，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议题，但是我们很少讨论。我们已经习惯于说，稳定压倒一切。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抗议者都是在为社会添乱。

首先要明确的是，抗议是受宪法保障的公民的权利。这是一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讨论社会成本才有意义。

有人并不赞同这个前提，官员们总是说，为什么要抗议呢？你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问题嘛。比如陈富超，要讨回你的工程款，你可以去起诉，去信访，去找工会组织，等等。这个问题，跟“你不要打官司，你去找领导也能解决”一样，听起来没有问题，其实很荒谬。且不说我们国家的法治还多么不健全，英国、美国该是老牌的法治国家吧，你去伦敦、纽约看一看，街头每天都有抗议活动。如果别的渠道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宪法就应该取消这一条。

你认同了宪法的这一条规定，也就等于认同了抗议活动的社会成本。抗议活动的本质，就是通过对社会常态进行一定程度的破坏来引起关注。无论是北京的“五四”学生运动，还是巴黎的青年游行，纽约的地铁工人罢工，或者是白宫门口的“反战母亲”示威，都会对交通和治安造成破坏。这些抗议活动中，都会有人上班迟到，有人生意受损。

那么怎样看待这些社会成本呢？第一，它本身是社会不公造成的问题，比如大量的难以解决的工程款拖欠现象（非抗议者可能在这些不公中成为既得利益者），其损失可以视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补偿；第二，从短期和局部看，这些抗议是社会成本的浪费，但是从长期和整体看，它是社会平衡的一种力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可实现良性互动，是很划算的；第三，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遭遇社会不公，今天你容忍和帮助别人去抗议，说不定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那么是不是谁都可以爬上海珠桥去示威呢？当然不可以。抗议活动既然要支付社会成本，也就应该受到管理。但是，这种管理绝对不是把渠道堵死，否则就一定会导致极端行为。自4月份以来，陈富超是第11个爬上海珠桥顶的人。

很多广州人都在为解决“跳桥秀”出谋划策，但是我没有看到谁站在抗议者角度来考虑问题。我认为城市应该为抗议活动准备预案，小抗议让他们有小场所，大抗议让他们有大渠道，然后通过训练良好警察来疏导交通，维持秩序，尽可能让非抗议者按时上班，好好做生意。

在这样一种良性的抗议文化中，陈超富也许不必爬到海珠桥顶去表达了。即便爬了上去，警察也会更好地保护他，不让人随便把他推下来，造成雪上加霜的后果。想要讨回工程款的陈富超，变成了终身残疾的陈富超，这会是社会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