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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来源: 中国网  2010-11-10 14:49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贝塔斯曼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定于11月10日(星期三)上午9:00,在北京饭店A座2层多功能厅举行。本次会议旨在研究演变中的全球经济治理,并探讨实现更加稳定、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新的发展方向,为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平等交流的开放平台。

主持人 陈永杰:

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现在开始。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尊敬的记者朋友、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贝塔斯曼基金会联合举办的这次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现在开始。

2010-11-10 09:01:30

主持人 陈永杰:

这次会议的主旨是在讨论全球经济治理,为实现全球经济更加稳定、可持续发展,特别是金融体系的稳定,探讨发展方向。为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这次会议到会的嘉宾和代表有100人,媒体有50多人、共有40多家媒体。

贝塔斯曼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一个媒体公司,同时也是一个智库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是一个成立不久的欣欣向荣的智库机构。我们这两家单位在这里举办这次研讨会,主要是讨论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明天就要召开G20会议,全球都在关注此会议,今天早上我听广播电台说,这次G20会不会成为“19+1”,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天美国出台了新的第二次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了全球的反响。在这次会议上,可能美国的这个政策会成为会议讨论的焦点。

2010-11-10 09:02:22

主持人 陈永杰:

我们这次会议聚集了来自国内外的各方面专家、企业家以及政府的代表,我们的观点、讨论要通过媒体在国内外产生影响,也希望我们的这些声音能够传递到明天和后天正在召开的G20会议。

这次会议一共分为五个阶段,今天上午第一个阶段是开幕式。首先,请中国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和贝塔斯曼基金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冈特·蒂伦致欢迎辞。然后是本次研讨会的主旨发言,探讨全球经济治理与发展历程、未来方向。发言的嘉宾主要有三位,第一位是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先生,第二位是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先生,第三位是北京银行行长严晓燕女士。下面欢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先生致欢迎辞。

2010-11-10 09:04:52

魏建国:

尊敬的冈特·蒂伦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我过去曾经是商务部的副部长,现在我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秘书长。非常高兴能够主持今天的活动。我曾经在非洲国家工作了近20年,我会说一些法语,但我英语说的不太好。请允许我在这里说中文。

2010-11-10 09:11:33

魏建国:

明天,也就是11月11日,20国集团首脑峰会将在韩国举行,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受曾培炎理事长的委托,代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也要向贝塔斯曼集团主席冈特·蒂伦先生,以及他的同事对本次研讨会的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探讨演变中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为实现更加稳定的全球经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为各地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平等交流的开放平台。会议的议题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发挥G20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二是构建一个高效的、公平的、全面的国际贸易体制,三是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四是推进国际货币的金融体系改革。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和议题的确定是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当前20国集团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和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从金融危机以来的四次首脑峰会来看,20国集团的机制在共同应对危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加强金融的监管、保护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推进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各个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全球趋势化的推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的20国集团机制仍然是一种非正式的对话机制,在防范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风险,继续保持各国经济政策协调方面,其制度的建设和设计所达成的协议对各国的约束力来看,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能够为G20未来的制度设计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2010-11-10 09:14:41

魏建国: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也是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中国政府一直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并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然而当前部分国家的一些做法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长时间的萧条,某种程度上讲的就是当时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所造成的。因此我们要避免这种全球性悲剧的重演,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进一步地推进多哈回合的谈判。在这些方面都需要我们这次研讨会建言献策。

2010-11-10 09:16:59

魏建国:

11月末,坎昆全球气候峰会即将举行,峰会的最终成果如何,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我们都不可否认气候变化是比金融危机影响更大、更为深远的全球性的危机。未来的全球气候和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命运,我们应该抓住当前经济复苏的契机,通过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发展绿色产业来促进现实的经济恢复,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应借鉴此次缓解金融危机中国际合作的成功经验,在发展绿色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以合作来代替对抗,坚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赢的减排交易机制,避免设置如碳关税之类的气候壁垒,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赢的道路。

当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是造成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其改革也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些方面,等一会儿李勇部长和李若谷行长都有精辟的见解。在前几次20国集团首脑峰会上,已经达成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共识,如何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不断完善国际金融机构现行决策机制,还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此外,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扩大金融监管的覆盖面,尽快制定各国都能普遍接受的金融监管的标准,同样是明天在韩国首尔召开的G20峰会上需要讨论的话题。

2010-11-10 09:18:35

魏建国:

上述四个议题的讨论,需要我们各位专家和学者在今天的研讨会上,以及明天半天的闭门会上进行积极参与,所以希望大家把自己的看法、观点、政策和建议通过我们今天和明天两天,以及结合G20和本月末坎昆全球气候峰会共同进行讨论。本次研讨会是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共同主办,这次合作是双方首次合作,并得到北京银行的支持。我相信我们未来的关系将会更加紧密。

最后,我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010-11-10 09:21:31

主持人 陈永杰:

刚才魏建国秘书长做了很好的致辞,讲了这次会议一共讨论四个主题,其中有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中国面对世界发展的问题。中国首先是从内部找,从本国自身找。找什么呢?转变发展方式。全球经济治理,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首先要从自身找,找自己的原因。中国找自己的原因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这样,如果各个国家都从自身找,那么全球治理结构就会得到新的改善。

2010-11-10 09:23:26

主持人 陈永杰:

下面有请冈特·蒂伦先生为研讨会致欢迎辞。

2010-11-10 09:25:43

冈特·蒂伦:

谢谢魏建国先生非常好的开场白。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参加第一次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这次会议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贝塔斯曼基金会共同主办。

就像刚才提到的,20国集团的领导人,他们第一次在亚洲举行会议之前,我们举办这样一个会议探讨这些重要的问题,这个时机是非常好的。我们探讨的问题是全球经济治理。两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带来了很多问题,对我们目前经济和社会结构带来了很多问题,但是我们需要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来为我们未来的经济稳定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必须要及时地找到一些方法来应对这些挑战。幸运的是,世界范围内一些有智慧的人士已经聚集在一起,在今天来做这件事情,来探讨全球治理的话题,而且能够为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为创新创造机会,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贡献。

2010-11-10 09:26:12

冈特·蒂伦:

我认为毫无疑问我们将会有非常有成果的讨论,在今天和明天的会议上将会取得成绩。我们这个基金会一直是参与全球对话,而且能够提出一些实际措施应对全球问题。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也是这个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我们都认同中国的作用。在我们寻找更好的全球治理体制机制中,中国的作用比以前更加重要了。因此,我们非常感谢友好的合作伙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今天与会的一半代表都是来自中方的,层次非常高的一些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我想有这样一些高层次的代表,还有来自全球的一些重要人士,我对开好这次会很有信心。我们今天的讨论将会产生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想法。

我们探讨的问题是与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不管各位代表的国籍如何,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我们每个人、对我们下一代都是如此。我期待着能够参与这一令人激动的、而且是必要的讨论。

谢谢。

2010-11-10 09:29:54

主持人 陈永杰:

非常感谢冈特·蒂伦先生的致辞。贝塔斯曼在德国,以及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公司,它的媒体在德国、在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它的基金会作为一个智库在德国和全球都有影响。刚才冈特·蒂伦先生对我们这次会议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在这里我想说,前段时间在韩国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之后,德国的经济部部长专门就美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全球的影响提出了严厉批评。我想这样的观点已经在中国引起了反响,我们国家最近有关方面也对这次G20会议,特别是这次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出来之后对全球的影响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我想我们这次会议,大家可以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再次感谢魏建国秘书长和冈特·蒂伦先生的致辞。

下面进入主旨演讲阶段。首先,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先生发表演讲。

2010-11-10 09:33:43

李勇: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很高兴参加本次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贝塔斯曼基金会对我的盛情邀请,在20国集团首尔峰会即将举行之际,就全球经济治理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借此机会,我想就全球治理结构的发展历程、面临的的问题和未来的方向三个方面谈点个人的想法,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首先,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历程。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建立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为代表的全球治理结构架构,目的是构建战后世界经济金融和贸易的基本秩序,维护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美国在其中担当了领导角色。20世纪70年代,美国面临美元危机,无法独立维持、维护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有效运行,迫切需要其他国家帮助,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推动建立了七国集团,也就是G7。在随后20多年间,G7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2010-11-10 09:37:27

李勇: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崛起,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改变,G7在全球经济政策中的协调能力开始逐步下降,尤其是在应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方面日益力不从心。1977年、1997年、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缺陷,使七国成员意识到的在防范应对区域和全球金融方面需要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在这种背景下,涵盖世界主要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应运而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并迅速蔓延到欧洲,对全球经济造成了空前的冲击,其影响程度之深、范围之广,超过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发生的历次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不仅使各国经济遭受重创,而且加快了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深刻影响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经济治理框架的未来走向。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突如其来的冲击,避免金融体系的崩溃,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动提出召开20国峰会,寻求包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支持。

2010-11-10 09:39:51

李勇:

从2008年11月至今,共举行了四次峰会,其中在美国匹兹堡峰会是第三次峰会,将20国机制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这是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治理框架为更好地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而发生的最深刻、最具长远意义的变革,体现了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的时代要求,反映了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客观现实,是新兴经济体力量大幅度上升,多极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的结果。

第二,全球化面临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它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迅速蔓延,凸显了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新挑战。

2010-11-10 09:41:37

李勇:

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加大。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金融活动更为频繁,相互依存空前密切,各国尤其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带来的溢出效应更加突出,因此迫切需要各国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力度。但与此同时,各国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使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难度和复杂性不断加大。

二是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资本流动更加便捷,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这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监管难度,使金融危机发生的几率和破坏程度大幅度提高,并给国际金融投资者、投机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加剧了区域和全球的经济风险和市场动荡。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其严重影响都昭示人们金融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维护世界金融安全已成为当务之急。

2010-11-10 09:43:10

李勇:

三是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持续存在。经济全球化通过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带来全球生产效率的总体提高。但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并不平衡。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一些国家采取提高关税、贸易禁令、出口补贴、非关税贸易壁垒等措施滥用贸易救济的现象频频出现,这对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四是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为减贫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进展缓慢,地区发展不平衡,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困难加剧。南北差距和贫富悬殊加剧,根据世界银行估计,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全球有7600万人重新陷入了贫困,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任务更加紧迫、更加艰巨。

2010-11-10 09:45:18

李勇: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的未来发展方向。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企稳复苏的关键时期,各国在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应着眼长远,共同努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与改革发展,为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作出贡献。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各国应就财政货币、金融部门发展、结构改革等政策加强协调,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主要发达经济体要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通过结构改革解决其自身在增长就业和贸易失衡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减少货币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为世界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提供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身发展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实现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2010-11-10 09:46:51

李勇:

二是加快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首先,要加快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推动全面实施银行资本与流动性新框架,解决大而不倒的问题,继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对对冲基金、场外衍生品和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改革薪酬制度以及推动国际会计标准的趋同。在提高国际核心监管原则一致性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和兼顾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阶段和市场水平的差异。其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治理结构改革,通过定期的份额和股份审议逐步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分享投票权的目标,以真正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再次,应创造性地改变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朝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

2010-11-10 09:49:41

李勇:

三是促进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抑制贸易保护主义,保证商品服务、人员等正常有序流动,促进开放、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努力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进一步的成果,实现多哈回合的发展目标。各国应反对投资保护主义,共同引导外国投资的合理有序流动。

四是进一步推动全球减贫和发展。发达国家应尽快实现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民收入0.7%的承诺目标,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增加援助,减少债务,开放市场、转让技术,同时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应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溢出效应,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达国家应兑现已有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新的、额外的、充足的、可预期的资金支持。国际社会应加强发展机构,保障发展资源,确保千年发展目标落实不受影响。作为涵盖世界主要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国际论坛,G20已成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主要和有效平台。

2010-11-10 09:52:41

李勇:

四次峰会的成功召开展示了G20成员团结合作的现象,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加强金融监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G20第五次峰会即将在韩国首尔举行,也就是在明天和后天两天,我们期待着各国积极落实前四次峰会有关共识并取得新成果,巩固G20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地位,确保G20机制在健康轨道上向前发展,积极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合理、有序的国际新秩序。

谢谢大家。

2010-11-10 09:57:08

主持人 陈永杰:

刚才李部长的演讲从三个方面谈了他对会议主题的看法:一是对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进行了回顾;二是对这次金融危机以及过去几次金融危机做了回顾;三是要实现全球经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了几个方面的建议。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其中有两点:一是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他介绍了历史,这个历史反映了现实,这个现实就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个国家在经济当中的地位、作用的变化,治理结构、各个国家的发言权就不一样,这个方面我们正在往前推进。二是要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言权,因为全球治理,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弱势状态。他在这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非常具有启发性。

下面请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先生发表演讲。

2010-11-10 09:58:28

李若谷:

首先,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贝塔斯曼基金会组织这次研讨会,并邀请我来与大家进行交流。我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历程和内在缺陷。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深刻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加快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已经成为发展全球经济的改革、复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全球经济治理框架,刚才李勇副部长已经做了介绍,我就不详细说了。因为上世纪30年代西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造成的世界经济的大萧条才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工业国家认识到没有一个全球治理结构是不行的,所以在战后组建了联合国,并建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三个机制,来协调国际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2010-11-10 10:01:00

李若谷:

二战后,全球治理结构建立。实际上这个机制是在以美国和美元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进行工作的,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出现了问题,实际上上世纪60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以后,美国经济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加剧,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外太空领域的竞争加剧,美国的财政支出大幅度上升,再加上福利社会的建设和越南战争,使得美元大量增发,形成了欧洲美元市场、亚洲美元市场。美元泛滥,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各个国家都拿着美元到其他国家去换黄金,美国无法坚持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制度,所以在1971年美国单独宣布了美元和黄金脱钩。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我常常和美国朋友、国外的朋友,以及在国内的各种会议上,对美国的这个行为称为国际不法行为。

为什么叫国际不法行为呢?1946年美国的财长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美国承认35美元兑一盎司的安排,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准黄金本位的固定货币值安排,美元起着锚货币的作用,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实际上是固定汇率体制。美国没有办法坚持,他就单方面宣布脱钩,这是一个国际不法行为。但美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他就脱钩了,你也没办法。他宣布成立浮动汇率制以及牙买加体系,根本没有办法存在一个浮动汇率制,因为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浮动是没有办法来证明它在浮动,你也在浮动,我也在浮动,谁是标准?因此,这个体制就这样运行了很多年,实际上它没有办法运行。刚才李勇副部长提到,最后由于没有办法运行,所以才成立了G7这样一个大国协调机制。

2010-11-10 10:04:23

李若谷:

这个机制到后来也没有办法维持。有幸的是我和李勇副部长,以及财政部的金副部长都是G20体制的发起人和见证人,我和金副部长是G20第一届财长央行行长会议的参加者,那是在柏林召开的。一直到2005年我离开人民银行之前,都是和李勇同志参加G20财长央行行长的会议。有幸的是在2002年以后和李勇副部长一块参加了G7非正式的财政央行会议,见证了这个事情的发展过程。因为没有办法维持这个体制,所以才有了一个多边协商的机制,这样的机制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美国才提出搞首脑峰会,李勇同志参与了建立,我没有参与首脑峰会的建立。

目前,首脑峰会已经开了四次,这次已经是第五次了,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机制,就是在占世界85%GDP的国家里建立一个能够使国际经济正常运行的机制。目前,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那些监管问题都是表象,最关键的问题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出现了问题。因为美国不去监管它的对冲基金,或者说它不怎么太严地监管,并不是美国的金融机构不愿意监管它,而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认为所谓不要去监管才好。由于这个理念不让它监管,它就不去监管,它认为市场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这才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最基本的原因。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认识到,还在谈论如何加强监管,实际上监管解决不了问题。

2010-11-10 10:11:20

李若谷:

第二,本次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和存在的问题。金融危机加速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推动G20走向了前台,反映出单纯依靠发达国家的治理机制已经没有办法维持了。G20机制下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新框架,强调各国都有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责任,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有序调整,必须顾及有关国家的薄弱环节,体现全球经济治理正在从G7、G8主导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主导转变。

在新的合作框架中存在哪些问题呢?IMF今年10月发布了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对国际合作下各主要经济体的分工与责任进行了分析,它对发达国家是怎么说的呢?只要其国内需求仍然低迷,可以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进一步的定量宽松。也就是说,新的治理机制还是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IMF是怎么说的呢?必须加快再平衡的速度,扩大政府支出,提高国内消费和水平,同时资本流入将迫使宏观政策朝“正确的方向”变化,其言外之意就是汇率的调整。

2010-11-10 10:18:54

李若谷:

这个分析和这个任务的分配是有偏颇的,它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是什么呢?因为人均收入低所以才是发展中国家,怎样去增加消费呢?中国的城市人均年现金收入23000元人民币,平均一个月2000元人民币,农村平均每年现金收入6000元人民币,还有贫困地区,还不到4000元人民币。一个月只有500元人民币,你让他消费什么呢?这两年国家进行了大范围的补贴,对家电下乡、农机具补贴了几百亿元人民币,大概的数字是去年1千多亿元,不到2千亿元,今年2千多亿元,合起来4千亿元左右。那么今年中国的GDP将达到多少呢?如果按10%的增长速度看,今年的GDP将超过38万亿元人民币。4000亿元的东西在38万亿元人民币的总量中占多少?1%左右,它能促进多少呢?不是不愿意消费,而是没有能力消费。因此IMF把这个责任推到发展中国家,你们要他加大消费、内部调整、汇率调整,中国每年有2千多万人需要就业,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会很快地使中国的竞争力下降,失业问题、就业问题解决不了,是不是西方国家准备每年接受5千万中国移民呢?如果西方国家做好这个准备,人民币是可以升值的。如果没有做好这个准备,请不要再逼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西方的问题,因为在多边贸易的情况下,在全球贸易的情况下,汇率不是双边贸易逆顺差的主要原因。当前国际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大家都说是发展中国家的原因,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储蓄太多、消费太少;西方国家储蓄太少、消费太多。因此,发展中国家这边消费多一点儿,发达国家那边消费少一点儿,就可以了。错,现在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但这个问题又有多少人提到呢?在多少次国际会议上提到呢?一个千年发展目标还有五年就要实现,而实现目标的距离有多远呢?比月球到地球的距离还要远,我们得用宇宙速度才能完成这个目标。因此,当前的全球治理结构还是有利于发达国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包括IMF的报告,强调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样,而对发达国家的结构问题讲得很少。发达国家结构问题非常严重,是导致这次危机最主要的原因。现在发达国家以再平衡为由,打起了贸易战、汇率战、贸易保护主义。这些政策通通是不明智的,解决不了全球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2010-11-10 10:23:09

李若谷:

最后,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建议。

一是必须兼顾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各国利益。我们不是不在乎发达国家的利益,包括美国。我确实认为美国在承担主要货币发行国的能力是有限的,它确实做不到。我们理解,美国可以不再承担这个责任,但你不能自己单方面决定这个事儿。应该大家坐下来协商,找到一个替代美元的办法,找到一个过渡的办法,然后再不起这个作用,而不能这样单方面地宣布。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资金、技术,发达国家都占优势,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也要动起来,现在中国已经动起来,已经在扩大内需,积极地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将来中国的经济将会成为全球最清洁的经济,中国在清洁能源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方面是下了极大的决心,也许将来能够看到世界最清洁的经济就是中国经济。

二是要特别强调发达国家,特别是赤字国,要将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发达国家的宏观政策应该着重于刺激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不是国库券的证券投机和不能持久的消费,要限制和反对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反对竞争性的贬值。

2010-11-10 10:30:56

李若谷:

三是促进国际货币体制的改革,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现在推进IMF的改革,中国的份额上升等等,这些都对,但这个改革缺乏实质性,包括领导人的选择都要马上变革,而不是再等几年。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应该是维持主要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而不是大幅度波动。而它的中长期目标应该是扩大提款权的使用范围,推进国际储备资产,新的国际储备资产池货币的产生和发展。

四是采取有效的措施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明确促进新兴市场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的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企业并购的措施应该予以放开。中国现在到美国的投资,几乎全部被否决,只有私营企业的投资还得到了同意。只要是中国的国营企业,一律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美国在中国买了多少东西,中国这个市场对美国完全是开放的,这两年之所以中国也产生了一些反对美国来并购中国企业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是始作俑者,反对中国去并购。这应该是完全放开的。发达国家如果还坚持市场经济的体制,或者是理论,就应该坚持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学说。发达国家的比较利益是什么呢?高技术产品,必须放开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在针对G20,已经形成了共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应该制定具体的措施,约束贸易保护主义。最后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尽早取得全面、公正、平衡地发展。

2010-11-10 10:34:13

李若谷:

由于时间关系,包括气候问题和环境问题,我都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气候问题和环境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应该把它分开,环境问题是人类发展永恒的主题,就是要保护环境、减少污染,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所谓气候变化是没有定论的,还在研究的问题,不应该把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2010-11-10 10:36:03

主持人 陈永杰:

刚才李行长做了一个很精彩的演讲,他说话非常尖锐,明确地指出上世纪70年代美元和黄金脱钩是美国不负责任的一个不法行为。而且明确指出这次金融危机与美国这样的大国在金融监管上失控有关系,而且尖锐指出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美国把这个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希望中国能够人民币升值,这是找错了原因。确实,这段时间我们都在讨论一个问题,特别是中国老百姓在讨论一个问题,我们的人民币在国内越来越不值钱,为什么美国要我们在国际上越来越值钱,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刚才说不要让人民币“毛”了,我们的人民币正在“毛”,第二次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出台过后,国内的物价这几天涨得很厉害。我们原先预计,我们控制物价能够到3%以内,现在很多人预计全年会超过3%。我们在通货膨胀,国际上却要我们人民币升值,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对于这个矛盾的现象,希望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专家能够好好讨论一下。

下面请北京银行行长严晓燕女士发表演讲。

2010-11-10 10:36:30

严晓燕: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大家好!今天参加这个国际研讨会,讨论全球经济治理,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样国内高层次的智库,还有德国的贝塔斯曼基金会这样国际知名的基金会的来宾,共同探讨大家关心的全球性的问题。

作为金融企业,实际上是非常微观的一个管理者,我想今天在这个讲台上主要从宏观层面的思考、微观层面的实践来谈谈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特别是刚才听了前面的精彩演讲,深受启发。

2010-11-10 10:39:24

严晓燕:

我想讲三个想法。第一,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调整的认识。这个认识归结到三点:一是全球经济治理发生深刻变革。实际上以前世界经济的格局主要是依靠西方发达经济体来解决全球的问题,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各占半壁江山,特别是最近的两个国际性的会议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刚才大家也都提到了,一个是明天就要召开的G20会议,另一个是10月23日召开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这两个会议是对国际经济治理结构调整的会议,特别是在10月23日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上、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上,26%的投票权从发达国家转向了新兴经济体,这是一个全球都非常瞩目的一个历史性的大变革。实际上也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重大调整。二是全球经济治理凸显了中国的作用。中国现在在经济总量排在全球第二,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应怎样发挥作用,同时又要承担压力和责任,实际上是一个要共同研究的问题。一个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的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在增加。特别是我们今天也提出“全球经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我想这个观点和客观实际确实是存在的。三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明显,就像刚才李行长反复提到,现在各国政策出台对全球都有影响,特别是美国近期出台的政策,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应该看到,合作、开放、包容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趋势。今天我们也要讨论全球经济治理,应该提倡合作、开放、包容。这种开放应该是互相的开放,而不是单方面的开放。还有贸易保护主义等等,这些都是不利于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些现象。现在我们也有一个新的词汇“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从挽救经济已经转向治理经济,我觉得治理经济倡导的是同舟共济,达成共识,来解决全球的经济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改变这种各自为政的态度,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提出的比较高的、不太符合中国实际的要求,这会对中国产生一些压力。对中国来说应该理性的对待不合理或者对中国不太有利的这些政策。

2010-11-10 10:42:00

严晓燕:

第二,经济危机考验银行治理机制和经营模式。实际上应该反思这次金融危机对银行的影响。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在影响和改变全球经济治理的同时,也对商业银行的微观的公司治理和经营模式带来的深刻反思。

这个反思我从以下角度谈三点看法:

一是公司治理的反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股票市场是以高科技网络股为代表,新经济大行其道,所以美国经济体系和公司治理模式受到了各国的追捧。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美国式的公司治理模式提出了质疑,应该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这种模式受到了进一步的挑战和质疑,自由市场的理念受到了挑战和质疑。人们在思考公司治理这个理念是不是就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可以没有任何监管和约束。

2010-11-10 10:47:22

严晓燕:

二是风险管理。金融危机使人们开始反思银行业的风险管理存在问题,关于风险管理现在人们讨论的比较多的问题是:1、要变革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也包括风险管理、各类业务轮岗,各个业务线的人员都要充分认识风险的重要性,也有这方面的案例,像有些国际化银行通过岗位交流避免了风险。2、要构建整体风险管理模式,进行跨部门、跨产品、跨账户、跨市场的整体风险管理。3、要改进风险管理工具,比如说进行压力测试,完善VaR值的模型管理。

三是经营模式的反思。金融危机对商业银行的模式也提出一些警示,1、重视银行的传统业务,尤其是危机下很多传统的大银行,都回归传统银行,传统的银行体系是很稳健的。2、避免高杠杆化。3、不要过度创新,对此大家也都有共识。4、强调逆周期管理,现在监管部门也在做这方面的问题。

2010-11-10 10:50:43

严晓燕:

第三,我介绍一下北京银行完善公司治理和持续发展做的一些探索。

第一点,北京银行是一个比较新的中小商业银行。成立15年来,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平稳过渡、化解风险、创新开拓;二是改制上市;三是上市以后,以上市为起点,推进区域化、国际化和综合化发展。目前在全国九大城市成立200家分支机构,在香港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都设立了代表处,同时成立了村镇银行,还成立了全资的第一家消费金融公司,成立中荷人寿保险公司,现在正在打造一个优秀的上市银行。目前,我们在全球1000大银行,一级资本的排行榜上位于155位。在这些业绩发展的背后是公司治理持续完善、风险管理显著增强和业务模式的不断优化。公司治理方面,15年的发展使北京银行的治理实现了三次飞跃。一次是从一级法人到多级法人,二次是从中资银行到中外融合,三是从传统企业到上市公司。这三次飞跃标志着科学决策、高效执行和有效监管。

2010-11-10 10:54:27

严晓燕:

第二点,我们的体会是构建了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信用、市场、操作三大风险领域。包括开展专项压力测试,信用风险、项目改革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特别是专项压力测试,这是在战略投资者ING集团的投资下,结合国内外不同时期流动性危机的特点,设计了压力情景,开展流动性压力测试。这是接受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教训,作为一个微观企业一定要结合整个市场的变化来管理内部的流动性。

第三点,北京银行稳健的经营模式。主要是始终坚持差异化、特效化、精细化的市场定位。差异化不是仅仅追求大客户、大企业,而是立足地方的中小企业和有特色的一些行业的金融支持。北京银行的业务定位在中小企业,文化创意产业,其中也包括动漫、媒体、影视、设计等新兴的企业,在这方面北京银行走在了其他上市银行的前列。北京的特点,一是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所以文化企业的贷款在北京地区市场份额已经达到了80%。二是立足科技型的中小企业,比如说在中关村地区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现在我们的贷款已经有1000多亿,在市场份额中也是排到了第一位。这是坚持特色化、差异化。三是推动经营转型。主要是拓展中间业务、零售业务来改善业务收入结构和客户结构,实现内涵式的发展。四是塑造业务发展亮点,包括节能减排、绿色信贷,这也是北京银行的特色之一。

2010-11-10 10:58:34

严晓燕:

通过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风险管理能力的增强,业务经营模式的优化,北京银行应对金融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了一个可靠的基础。从全球范围看,每一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而也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持续完善,所以我认为通过每个国家、每个企业、每一个细胞的共同努力,都有一个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我们就能够实现全球经济治理的共同目标,能够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的未来。谢谢大家!

2010-11-10 11:03:15

主持人 陈永杰:

刚才严行长讲了现在全球经济发展已经从挽救经济到治理经济,特别是介绍了北京银行15年的发展历程,三次飞跃、三次转变,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刚才李部长和两位行长给我们做了精彩的演讲,开幕式到此结束。

2010-11-10 11:05:44

中国网:

会议一:发挥G20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2010-11-10 11:07:14

金灿荣: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我们这节的题目是发挥G20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今天讨论G20的话题非常好,因为明天G20第五次峰会将在韩国首尔召开。我们这一节四个主题发言人,崔立如先生是我们国内一流的战略家,对安全问题、美国问题都了解。张宇燕先生是我们国内一流的经济学家,另外两个国际朋友,肖恩·克利里,他不仅进行学术研究,也是一个实践家。多梅尼克·隆巴迪不仅做了学术研究,还做政策咨询。国内的两位专家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里有政治视角、经济视角,有理论的视野,也有经济的视角,是一个很好的组合。下面我们有请肖恩·克利里先生第一个发言,请把时间控制在大概在12分钟左右。有请。

2010-11-10 11:08:25

肖恩·克利里:

非常感谢,我们的会议时间确实很紧,我想我可以节约一点儿时间,不用12分钟。早上的开幕式,实际上这几个讲话为我们定下了很好的基调。现在我们听到了比较激烈的一些观点,李若谷先生的发言,他谈到非常好的建设性的观点,以及我们面临的挑战。他说到世界问题的中国视角,如果我们听盖特纳先生的讲话,他表达了美国的观点,昨天我们也听到了德国的观点。

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都看到现在处理全球性的问题,它会产生全球和国内两方面的影响。每一个政府和政府发言人在试图处理全球性的问题的时候,都必须考虑到国内的民众,因为他们要对民众负责。这就是全球治理方面的一个张力所在,这种张力在明天G20会议的时候也会体现出来。如果我们想把这个挑战忽视不见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从美国财政部的角度来看世界,或者是从美国联邦储备的角度来看,定量宽松也许是有道理的;但你在接受方,在中国或者是土耳其、巴西、南非等等,这个定量宽松看起来就很有威胁性。如果你是英国一个新的联合政府的成员,要减少国家的负债,也许这是你唯一能够采取的一个措施。但你要坐在华盛顿,这个时候你看到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有你和英国之间的关系,那你就会觉得英国的政策也会让你感到担心。但关键问题是明天的G20会议是不是能够超越我们都了解的这些问题,就像盲人摸象,他们都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摸大象的某一部分,说像条蛇或者是柱子等等,我们必须要超越这个状况,看系统性、结构性的观点,看问题到底是怎样的。

2010-11-10 11:13:42

肖恩·克利里:

其中一个困难,关于银行的问题,今天严行长也谈到公司治理和监管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都与现在全球体系是相关的,就是全球的金融和经济体系,它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是相互依赖的。它是所有人,每一个银行家、每一个监管者,每一个财政部长、每一个央行行长,都不能够单独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像李若谷说的,我们要回顾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个时候我们认为政府监管越少对市场的效果越好。我们要使市场的活动尽量少受干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规模就不断扩大,每一个金融机构也能够采取很多行动,而且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他们是为了寻求潜在的获利。如果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不告诉这些金融机构应该做什么,他们肯定会寻求利益最大的活动。这是这些企业CEO们最想追求的,但事实是我们必须要确定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然后再确定我们作为一个公有、私有的部门应该怎么做,来确立一条战略的道路,实现这个目标。你必须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你必须要非常理解、支持这个目标实现的条件,你必须要开发有效的指标,使我们的组织能够努力实现这些目标,还需要深刻领会怎么确立战略实现这些目标。你不能够把这些都交给市场,市场力量在某些情况是非常有效率的,但你不能把事情全部交给它来做。你不能够对对话不加重视,有一些各国的领导人只是对自己国家的选民负责,他们说了一些只适合他们自己国家的一些话。我们这样一个全球的经济,却没有一个全球的政治来监管,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创造一个政体,我们并没有这样的协议来支持这样全球的政体,所以在这个方面存在着不确定性。我们不仅要处理目前紧迫的问题,还要采取一些系统性的方式来创造我们所设想的未来。谢谢。

2010-11-10 11:16:50

金灿荣:

谢谢肖恩·克利里先生。下面有请崔立如院长。

2010-11-10 11:21:37

崔立如:

谢谢主席,非常高兴能够到这里来参加讨论。刚才听了肖恩·克利里先生的发言,以及前面几位的发言,尤其是对比肖恩·克利里先生和李若谷行长的发言,这正好反映了当前目前的世界形势。一方面我们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最基本的理解是整个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同时世界又进入了一个多极化,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多极的世界,它意味着我们在经济上越来越相互依赖,同时这个世界是主要以民族国家作为经济体的一个世界。刚刚面临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所催生的G20峰会,也反映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在大家有相当多的分歧的同时,也有很多共识。所以共同在G20这个平台上发挥合作的力量,来应对我们共同面临的危机。这一节讨论的主题是怎么发挥G20机制的作用,能不能使G20从应对危机的机制转向比较长期的、有效的机制,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就是使世界经济能够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不同的看法,争议很大。

2010-11-10 11:21:53

崔立如: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讨论G20本身的合法性的问题。合法性,首先说到代表性,然后说它有效性。在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当中,就代表性来说,看法无非是两种,一种是绝对的代表性,或者是叫做普遍的代表性。我们现在就是联合国。在联合国里也不一样,联合国大会是普遍的代表性,当然还有一种代表性是相对的。比如说联合国的安理会是一个相对的代表性。当然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优势,但这反映了一个现实世界的需要。

就合法性来说,除了代表性,还有一个有效性的问题。光有代表性,没有应对危机、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有效性的话,这个合法性也是成问题的。所以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有效性也是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G20来说,我想G20是一个有相当代表性的机制或者论坛、或者是平台,在应对金融危机当中,G20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对此有目共睹。今后G20还会发生什么作用?我的看法是它还是可能有潜在、较高的有效性。但这也要看大家能否在这个方面取得共识。G20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还继续在发挥作用。能不能使这个平台、这个机制从应对危机逐渐发展到能够防范危机,以至于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这是一个问题,但我想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010-11-10 11:23:31

崔立如:

第二个看法,全球治理的问题。因为全球治理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从全球治理来说,我们这个现实世界,我们有一个理想的世界,或者说对世界的一个理想。这是我们各个国家或者是各个国家的人民努力的一个目标,当然理想的模式也不完全一样,总之是希望比现实世界要好,但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同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怎样应对现实的世界,这是我们的主要关切。全球治理的目标就是怎么从现实世界到理想世界,也可能最终的理想世界永远是遥远的,但它是怎样一步步接近的。我们首先是要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同时要兼顾到长远目标,这就是全球治理。

讲到全球治理,我们现在首先面临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就是各个国家之间已经形成的广泛、深刻的联系,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二是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之所以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也是和全球化的进程直接相关,而全球性的挑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合作来应对,对这点应该说是有广泛的共识。三是这主要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民族国家要应对现实世界,建立理想世界的一个主要行动者,但不同的国家单从经济上而言,它又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一个基本的含义,各个国家的议事日程或者说它的国情、它的任务、它的挑战是有极大的差别,这是不同的。这就是我们要在有共识、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在如何应对、采取什么方式应对,轻重缓急的目标怎么设立,这必然有巨大的分歧。四是全球治理就是要寻求在这种不同当中为了共同目标,可能采取共同行动的方案、前景。这种方案的前景大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各个国家采取的,相互之间协调的共同行动。包括李行长也谈到,各个国家的政策、结构改革都属于这个国家范围内的。

2010-11-10 11:27:21

崔立如:

关于国际体系的改革或者是建立新的体系应对我们面临的目标,要改革现有的体系,现有的体系肯定是需要改革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完全公正、合理的体系。但现有的体系是一个存在,整个经济运行在现有的体系下运行的,所以改革必须是逐步的、渐进的,同时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但形成共识不那么容易,所以它需要种种论坛和机制来凝聚共识、探讨合作的可能性。我想,G20就在这个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由此而言,在G20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本着面对现实世界,同时着眼于长远目标,利用它的相对代表性和较高的有效性,不断完善这个机制,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希望的。谢谢。

2010-11-10 11:29:46

金灿荣:

谢谢崔立如院长。下面有请牛津经济政策研究所主席多梅尼克·隆巴迪先生。有请。

2010-11-10 11:30:40

多梅尼克·隆巴迪:

感谢主持人,我非常有幸今天能够参加此次研讨会,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邀请我参加此次研讨会,我想谈几点:一是从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通过G20做哪些工作?二是20国在未来面临的挑战是哪些?我们在英国有一项研究,我们估计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在未来十年之内的GDP增长要和美国、欧盟欧元区GDP总量相比,比他们的总量还要大,而且在2020年将达到全球GDP的三分之一左右。我想这对于建立一个多边化、多极化的世界,以及建立一个新型的地缘政治将会很有帮助。20国集团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尤其是它囊括了主要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把他们纳入到现在全球治理的结构中。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衰退一定会带来一系列的改变,这也就是为什么20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我觉得我们已经看到在经济治理结构方面的调整,尤其是20国建立以后的这些调整。

2010-11-10 11:31:25

多梅尼克·隆巴迪:

首先,结构上的调整,包括要更好地关注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问题。其次,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体系,之前也提到了一系列的G20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都是包括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已经成为了拥有配额第三大的国家。欧洲必须要更加积极的改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的结构构成,在这个方面做更多的事情,要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IMF中来。要达成可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的框架,在去年的9月份在美国召开了非常重要的会议,历史上第一次美国把自己的国内政策纳入到互相评估的进程中,这实际上是一种创新的手段。美国从来没有接受IMF第四条款的监督和限制,这是在1978年设置,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而且欧洲也不愿意接受这个互评。所以互评的建立可以代表着一种创新,是一种新的形式。小组讨论的各个嘉宾在刚才也都提到了,我们确确实实需要一种框架,使得政策的决策过程更多地被作出更多贡献的国家所参与、所主导。而且我也确实认为,现在的国际体系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如何建立起这样一种框架呢?这是20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2010-11-10 11:33:47

多梅尼克·隆巴迪:

如何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我觉得20国首先要克服它的合法性和代表性的问题。刚才发言的嘉宾也说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第一,我们应该给非洲更多的发言权,非盟在20国集团的代表性要加强,而且还要加强次区域的代表性,确确实实非洲应该有更好的代表权。比如说,南非,现在是唯一一个在20国集团里有席位的国家,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进一步改善。第二,继续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现在的改革不断开展,早上李勇部长提到了七国集团,但七国集团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架构,尤其是多边架构和国际金融体系方面的行动计划。我们应该给各国的部长提供更多的有用的信息,这样他们回到国内就会推动政策的改变。IMF和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确确实实和20国集团有结构上的相关性,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些机构之间的相关性改善他们的代表性,而且进一步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我觉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发挥领导性的作用,在改革它的份额分配,尤其是给20国集团的份额分配,这是很重要的。把6个百分点都重新分配给新兴的市场国家了,这是历史上首次,在当代历史上第一次份额的分配可以导致各个国家的代表性的分配,尤其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理事会上的代表性的改革。

2010-11-10 11:36:38

多梅尼克·隆巴迪:

另外,世界银行也应该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步伐进行相关的改革,尤其是它的投票权改革。改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中的席位状况。几天前,我到北京来之前,我还参加了一个大学的关于经济的研讨会。历史学家现在正在讨论20国集团的有效性,它确确实实是在应对此次前所未有的危机方面是十分有效的,如果没有20国集团,我们现在的形势将会更糟。在伦敦会集资的1.1万亿美元的款额,对于20国集团来说是一个大的成功。20国集团在这一增资问题上达成了前所未有的一致,使得它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达成目标。他们还保证了从所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共同努力以确保这个世界的经济不会进一步的下滑。

目前的形势正在有所改善,比如说世界经济正在复苏,亚洲,包括中国和印度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领导的作用,而且我们正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通过G20已经开展了非常有效、良好的合作,虽然我们的经济刺激措施有推出的可能。谢谢。

2010-11-10 11:39:25

金灿荣:

谢谢多梅尼克·隆巴迪先生。下面有请张宇燕所长。

2010-11-10 11:40:28

张宇燕:

谢谢主席,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会议,刚才听了几位的发言我也很受启发。关于G20,我想在未来五十年或者是一百年,历史学家在写历史的时候,一定会给G20的创立和所发挥的作用记上一笔。因为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看到G20,从G7到G8这样一步步走过来,实际上它反映了一个世界格局变化的现实,从目前看到的G20所做的工作,尽管有很多人不太满意,但它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在应对危机、宏观政策的协调,特别是在全球金融监管方面,它责成国际清算银行提交了一份关于全球金融监管的报告,也就是《巴塞尔协议III》,这个报告已经出来了。同时它在促进全球贸易投资制约化方面、也要求WTO、OECD和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要求他们提交一份报告,这就和其他的机构区别表现出来了。刚才在休息的时候有记者问我,APEC和G20有什么区别?我说区别还是很大的,这不仅表现在APEC是一个地区性的组织,G20是全球性的组织,更重要的是G20可以对一些国际机构直接要求他们提供一些报告,我觉得这个事情突出地显示出了G20在今天全球治理方面的重要地位。

2010-11-10 11:40:45

张宇燕:

我也一直在想,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的全球治理机构,比如说IMF、世界银行、WTO、BIS等等一系列的机构,还有《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政府间的组织,我们还有联合国,我们为什么还要G20?G20和这些机构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也一直在想。因为研究经济,我就想到了G20有点像由一些大股东,当今这个世界的大股东组成的董事会,那么20个当今世界的大股东组成了董事会,G20是一个执行的单位,董事会做出一些重大的决策,特别是一些政治决策,具体的执行还是在由各个执行机构做。所以我想如果这样理解的话,G20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更容易描述和把握。到目前为止,大家对G20的争议,刚才几位都谈到代表性和有效性的问题。代表性确实很重要,它代表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和85%的GDP,实际上这个代表性很强。如果做到联合国大会那样,可能又和它的有效性会发生一定的冲突。所以这个里面是一个权衡,我们怎样在有效性和代表性都要做到,所谓的鱼和熊掌我们都要,但有时候我们要选择一个。我也在琢磨这个事儿,包括前一个发言人谈到要扩大它的代表性,在非洲及其他地区组织,把他们的人融到G20里来。如果真的融进来之后,代表性是增强了,但可能达成一致。现在已经就达成一致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当时的一个想法,能不能在执行的机构里加强各个国家的代表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行加强它的作用。

2010-11-10 11:42:29

张宇燕:

我很看重G20的作用,因为在今天我们处在全球化的世界里,相互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持续的迅速增长,但又没有世界政府。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如何来提供全球的供应产品,这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大问题,但G20可以在这方面做很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如果没有G20的话,这不仅仅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效果更差。在提供全球其他的金融产品的时候,我们要抓住G20创造的平台,把它机制化,包括创立秘书处,建立了常设的秘书处,同时在决策、议事程序方面也可以制定一些规则,但这需要磨合,达成一致,这20个经济体达成一致的难度很大,但要慢慢磨合,做一些决策的事情,当然是重大决策,要有一些分工。

另外我还想提一下的是讨论的议题,G20最初产生的是要应对金融危机,但金融危机现在已经有不少的机构甚至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尽管复苏还很缓慢,不稳定,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已经从经济危机走出来了。如果经济危机彻底过去,全球经济复苏,那么G20的地位如何看待?我想它既然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要往里面不断地注入一些新的能量,其中一个是逐步扩大它处理全球公共产品提供的范围,气候变化可以进来,将来和经济发展、金融发展、贸易等等有关的,我觉得都可以逐步纳入G20平台上加以讨论。

2010-11-10 11:44:10

张宇燕:

还有一个想法是和代表性有关,就是发展经济体。G20的前身是从G8过来的,到了G20之后,发展经济体在这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初步算了一下,在G20里有9个发达经济体,还有11个新兴经济体,我把这个起名为E11,这11个新兴经济体有一些共同的需求,今天的世界就仅仅从经济复苏来看,今天的世界在我认为,以及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认为,发达经济体面临通缩,而发展经济体或者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是通胀压力。美国这次新的数量宽松也是表明美国已经到了甚至是已经掉入了流动性陷阱,已经没有办法,利率非常低。这些效果先不考虑,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做一个宏观的协调,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在G20里,中国是发展经济体的一个重要成员,将来如何合作,这也是将来要讨论的问题。谢谢。

2010-11-10 11:46:38

金灿荣:

四位嘉宾非常高效,用了不到40分钟做了四个很精彩的、不同的发言。下面我们进入互动环节,请大家提问。

2010-11-10 11:50:07

提问:

G20是否有效,可以在今后几天中看出来,G20是否会变成19对1的一个对抗,是维护集体的利益还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利益的问题,我认为在今后几天中可以看出来。您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也就是G20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政策会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您有什么看法?我想这个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2010-11-10 11:50:34

肖恩·克利里:

请允许我首先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G20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也就是G7在20世纪末的时候已经有了。第一次是在柏林,然后在其他的国家中也举办了,我想是有一些原因的,我们那时候刚刚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看到了新兴市场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机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参与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我们发现现在G7有的问题是无法解决,从G7发展到G13,最后发展成G20,它现在代表着全球GDP的85%,它代表着各个经济体,他们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主要可以归纳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

你刚才提到的问题,我想说这个机制是在有共同目标,在面对共同的危机的时候工作是有效的。在2009年伦敦峰会中是非常高效的,我想全世界在那时候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但伦敦的峰会是非常成功的,它使全世界避免进入了经济崩溃中。我想对这个问题大家是没有疑问的,它在一个关键时刻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但现在的问题又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面临的并不是一个危机管理的问题,而G20开始建立的时候,主要是处理危机管理,现在主要是治理的问题。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要摆脱国家利益的狭窄定义,同时有一个可持续的方法,对全球公共产品的公众的问题,同时全球联系的日益紧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继续做下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你说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我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我认为美国政府一定是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他们也有自己的应急方案,同时他们也会制定一些措施,使得G20不会分崩离析。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并不是一个短期的危机,而是要把G20变成这样一个机构,使我们保持能力生活在日益紧密联系的世界。我刚才已经提到了,这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能否制定一个共同的目标。同时我们能够改变那些要素的设置,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所进行的对话和以前是不一样的。

2010-11-10 11:51:43

多梅尼克·隆巴迪:

我想补充几点,我认为要看G20的后果,如果光是对美国的定量宽松提出批评的话,并不能说G20就取得了成功。G20在最近的历史上,第一个使得重要的国家走到一起交流信息和观点,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政策,我认为他们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讨论是影响到决策的。有时候要想达成集体的决策是需要时间的,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如果这个没有达成最后的决定,并不能说G20就不是有效的。就像我想说的,明天G20的会议不仅是包括美国的定量宽松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出口机会,包括有更多的税收,包括有更加灵活的汇率安排,包括欧洲更多的支持全球的经济复苏等等。所以,我想我们需要理解彼此在政策上的受限制的地方,而不仅仅是定量宽松的问题。谢谢。

2010-11-10 11:53:29

提问:

我是来自于天津气候变化研究机构的,感谢各位演讲人,刚才你们提到了美国第二次定量宽松的问题,您能否具体谈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方面的计划是超出了现在的政治范围,特别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我们是否应该把更多的钱投入到市场中?是否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定量宽松?在最近几年中我们看到全世界将会面临这样的一种局面,这个局面和亚洲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情况很类似,最后会出现两种情况,首先是G20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另外一点是世界其他地方将会想一想是不是采取其他的措施来应对这个政策,您认为这是不是对20国或者世界是一个挑战呢?

2010-11-10 11:54:35

肖恩·克利里:

我想你提出了一个非常有道理的情景,虽然这是一个不幸的情景,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我想说两点,第一,毫无疑问依赖于这样的一个体制,依赖政府的决策者考虑经济活动如何进行,他们是一些关注短期利益和年度的利益,还有奖金和公司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大规模的问题,这些问题带来了全球的经济危机,一些国家的储蓄非常多,另外一些国家的负债特别多,如果我们有一个全球化的经济,这个问题就超越了国家自己的货币政策所影响的范围,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整个全球平衡的问题,在经济上的全球平衡。20国所采取的步骤,就是在财长层次上所采取的行动,要建立一个监督机制,在系统进行的时候,监督那些过度的储蓄或者是过度的负债,实际上这种结果将会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在几个月前或者是过去几年,都在进行汇率的探讨。我们应该考虑到IMF提出一些指导原则,不仅仅应该提供一种持续的指导和监督,解决出现的错误,而且应该采取一个系统的和多方的机制,而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机制,还能够创造这样一个平台,使我们能够继续前进,能够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汇率机制,使美元不再成为唯一的标志物。这样也许能够使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以及其他货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的共同基础。如果我们能够朝这个方向进行,那么20国集团会议能够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就会避免你刚才所说的负面情况,也就是美国一意孤行,这种解决在华盛顿出现政治的僵局。而且我们要在可持续的基础上进行一种辩论,而不仅仅是在国家层次上进行讨论。

2010-11-10 11:55:44

崔立如:

我讲一点看法,因为像G20这样的机制以及其他机制,在当今这个世界的情况下,就像我们看到应对金融危机似的,如果是纯经济的问题,基本上是经济面的问题,而且又是在危机状况下,像G20的机制会发挥很好的效应。但就像肖恩·克利里先生讲到的,现在政治和经济是两块分离的。如果经济问题还有政治面的问题介入的话,再不是处在经济危机的状态下,要达成共识难度很大。但至少像G20这样的机制,在这个高层机制上进行非常有效的沟通和讨论,这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谢谢。

2010-11-10 11:57:27

多梅尼克·隆巴迪:

我想仅仅简单回应一下,我想你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定量宽松的问题。它是对现行的货币体制相关的问题,这个对于国际货币储备可能是适合的,但它对于新兴经济体不太适合。这些经济体不发行储备货币,这样这些经济体就面对着其他发行国单方面的政策带来的影响。我想在我们谈到定量宽松的短期影响的时候,我们也许应该使20国集团,我们应该关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怎样更好地照顾到发展经济体的利益。中国的央行说应该有更加强大的特别提款权(SDR)应该作为一个美元的替代物,这样新兴的经济体不必要完全依赖于另一个国家的国内货币作为国际货币。谢谢。

2010-11-10 11:58:24

张宇燕:

我觉得经济政策确实是一个短期的,确实是会有第二期、第三期,这取决于国内的经济状况。但这个事情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还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需要思考。就是说,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美国特别是美元的地位,美元的地位使得它的国内政策有很大的外溢,也就是溢出性。如何让美国国内的宏观政策和国际的利益融合,我觉得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在G20里,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国家、一些学者甚至是一些政府的顾问到我们研究所去专门提建议,能不能几个大的债券国,比如说德国、日本、中国在G20的框架下加强合作,达成某种共识约束美国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是在G20内部说的。在全球来看,我们说到不平衡,主要讲的是经常项目、储蓄投资的不平衡。还有一个不平衡是美国的GDP占全球的20%左右,它的贸易占全球的10%多一点儿,但美元在国际储蓄货币里占60%,在计价结算里占到50%—70%,所以这种美国定量宽松货币导致了全球的反应,具体怎么解决?G20已经开始讨论全球监管的问题,还有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问题,在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一直是重要的讨论内容。

2010-11-10 12:00:14

金灿荣:

我们这节讨论到此结束,我邀请大家对四位嘉宾,对会议的学术贡献、观点贡献表示掌声鼓励。

2010-11-10 12:01:54

中国网:

会议二:构建高效、公平、全面的国际贸易体制

2010-11-10 12:02:19

林桂军:

非常高兴在本节有五位嘉宾向大家阐释构建高效、公平、全面的国际贸易体制的看法,五位嘉宾发言人有比较好的代表性,能够代表中国的观点,能够代表非洲的观点,也能够代表西半球的观点。我们知道全球的贸易体制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它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存在着顺差的国家如何调整,以及责任到底由谁来负,多哈回合的谈判处于停滞状态中,在整个全球贸易体制调整中,我们如何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WTO的原则是建立在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基础上的,能否兼顾环境以及气候变暖的问题,还有趋利主义在全球兴起,这些都对全球贸易体制构成严重挑战,通过五位嘉宾的发言,我们希望能够提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水平。

首先请陈文玲女士发言。

2010-11-10 12:02:46

陈文玲:

非常高兴在今天的会议上发言,今天的会议我第一次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的称谓在会议上发言,我的发言主要围绕国际贸易的规律,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突破,国际贸易的新体制需要解决哪些问题作一个简短的发言。

第一,如何重新认识国际贸易的规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国际上争论的很多问题用的都是传统理论,对于国际贸易一些崭新的规律缺乏从深层次、根本上的认识。如何认识国际贸易的新规律?应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

2010-11-10 12:04:30

陈文玲:

一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制造业转移有密切关系。世界的制造业转移经过的四轮:第一轮制造业中心在欧洲,以德国、法国、英国为主。第二轮制造业转移的中心是在美国。第三轮是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第四轮才到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产业转移伴随着贸易转移,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和世界产业转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看一个国家贸易实际是在研究世界制造业转移,产业产品的流量发生变化,贸易的流量、贸易的方向才会发生变化。

二是世界贸易的规律和全球化大流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过去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是在一个国内流通,全球化使这些要素禀赋跨越了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因此流通的规律、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的流通规律使国际贸易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贸易既有货物贸易的形态,又有服务贸易的形态。而且服务贸易的比重增幅大大快于货物贸易,这就使我们要对传统的贸易理论、贸易形势要重新审视。

2010-11-10 12:08:15

陈文玲:

三是国际贸易搭载的平台、所在地的劳动力的红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这个平台付出的是这些红利,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产业的集聚、要素的集聚重新组合。这就意味着过去的国际贸易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要素优势、要素组合的比较。所谓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是指一个国和另一个国家的比较。我们现在这种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就变成了一个国家搭建的平台和载体使国际产业和要素集聚的优势,也就是平台,人口红利是我的、资源红利是我付出的、环境红利是我付出的,但是全球的产业、全球的要素禀赋在这里搭载、在这里产出、在这里形成贸易量。

四是国际贸易和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创造能力、发明有密切的关系。大家知道,第一轮制造业向美国转移的时候,因为美国发明了蒸汽机、发明了电灯,这些科技发明是制造业转移的重要因素,因此新兴发达市场国家,现在成为了一个国际贸易的聚集地。它在其中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同时也有利益。我们要从全球的角度重新研究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规律、新特点,而不应该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的理论来套现在的国际贸易的发展形势。

2010-11-10 12:10:06

陈文玲:

第二,我们要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要有一些重大的研究和突破。

一是国际贸易中的比较理论、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已经从一个国家与另外一个国家,按国家的比较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社会,这样一个平台的比较,要素、产业集聚地的比较。

二是对国际贸易顺差的理论有重大的突破。过去的顺差是一个国家贸易量和其他国家贸易量比较出钞和入钞,现在国际贸易的顺差是全球产业转移、全球要素禀赋转移在一个国家表现。比如说中国的顺差,它有很大一部分是东南亚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由日本的顺差、韩国的顺差、新加坡的顺差变成了中国对世界出口的顺差。这种理论要从根本上进行创新。

三是关于贸易要素的构成的理论。过去传统的理论贸易要素禀赋主要是有形的要素禀赋,现在有形的要素禀赋进入流通,而且无形的要素禀赋也进入流通,而且成为增长更快的部分。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全球化、国际化、社会化、浑沌化个体化的大流通,它对传统的流通是重大的突破。

2010-11-10 12:11:43

陈文玲:

第三,重建贸易体制和贸易秩序的建议。

一是应该重新研究全球贸易下的基础理论。要从基础理论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根据全球贸易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来创新理论,要为全球贸易理论立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衡量一个国家的顺差,衡量一个国家的贸易规模,衡量一个国家的贸易竞争力,衡量一个国家的贸易比较优势,我看全世界,甚至是美国专家批判我们国家的贸易都是传统理论,而这种传统理论早已经过时。

二是应该重新评价贸易国对世界的贡献和付出。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国家贸易额是206亿美金,现在我们突破了2.2万亿美金,去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现在我们是第二大进口国。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我认为按照崭新的贸易理论,它对全球的贡献是付出。因为我们这30年从206亿到2.2万亿,从第32位到第2位,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力成本、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成本。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展了,我们有2亿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制造业,转移到了城市,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这是我们获得的好处。但是与我们的好处相比,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种代价应该得到全世界的褒奖和认可,应该承认中国的这种巨大的付出对全球是贡献。

2010-11-10 12:13:06

陈文玲:

三是要打破和防止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因为贸易保护主义最根本的是设置壁垒,是影响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的流通,而全球化的要义、全球化内在的动力就是流通的全球化,就是这种要素禀赋在全球的无障碍流通。

四是我认为要研究在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立开放的、高效的、公平的、共赢的贸易体制,不是使一个国家获利,而是使全球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获得相对的利益、均衡的利益。我认为一个好的贸易体制,一定是对绝大多数国家有利,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这样的贸易体制才是一种可持续的,才是一种合理的贸易体制。

五是在国际贸易中应该建立一种评价机制和补偿机制,要合理的、科学的、正确的评价贸易国对全球的贡献要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作出的贡献在有些方面给予补偿。比如说我们发展低碳技术,节能减排,因为世界制造业第四轮转移,被转移的国家正在工业化中后期,在这个方面的任务更加艰巨。一方面这些国家自身要作出努力,另一方面世界前三轮转移的国家,产业已经替代完成的国家,要认识世界产业转移的规律,要考虑全球各个国家的均衡利益。谢谢各位。

2010-11-10 12:14:28

林桂军:

谢谢陈司长。刚才她给我们提出了重建贸易体制的新的看法,强调现在之所以争论,是因为理论体系不太一样,呼吁在理论体系上进行重建,再次感谢。下面有请埃里克·法恩斯沃恩,他代表西半球的来发言。有请。

2010-11-10 12:15:34

埃里克·法恩斯沃恩:

非常感谢主持人,我非常高兴贝塔斯曼基金会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邀请我参加此次研讨会,从大家的讨论中已经得到了非常多的启发。有些人可能并不知道我的机构总部是在纽约的,我们主要是看西半球的经济治理结构,包括在拉丁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国已经在最近不仅在贸易还是投资领域都成为主要的行为主体之一及我的组织想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更有利于人们了解中国的发展,更好地了解这个贸易和投资体系,使得在太平洋两岸都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2010-11-10 12:16:22

埃里克·法恩斯沃恩:

我主要想看一下怎样可以使得那些对贸易有最多贡献的人们可以从贸易发展中获益。这是我第二次到中国来,第一次是198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学生,中国当时还没有对外开放多长时间,从1985年到现在,中国的变化非常大。当时我看到的都是自行车,现在全是汽车了。而且当时还有人问我关于美国的情况,人们把对美国的了解,当时都是非常过时、非常落后的。但现在对美国有了更好的了解。昨天我登机之前,司机跟我说,看到了我的黑莓手机。问我,你难道不用iPad吗?iPad比黑莓好多了,这就充分显示出尤其是在中国这么一辈人短短时间内所取得的成就。我之前所说到平衡,我们谈到贸易体系,中国的崛起极大的改变了贸易体系,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应该有一些理论上的突破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不断地崛起过程中,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对抗冲突,尽量避免同美国、中国、日本、欧洲的政策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政策、情况,我们应该建立起利于所有人的政策措施。之前已经说了20国很多,所以我就不说20国集团了。

2010-11-10 12:17:29

埃里克·法恩斯沃恩:

我们可以看看在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比如说印度、巴西等一系列的新兴市场国家,之前在美国的金融危机让美国采取了最终的政策,不管是上世纪80年代还是最近的危机,美国实际上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最终还是要到市场上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尤其是要克服目前的危机。这是在二战以后整个经济架构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们今天面临的一种形势就是美国不能再成为人们面对问题之后找到的那个国家,人们不能指望美国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在政治层面上,美国也有选举等因素,之前奥巴马访问了印度,今天他去印尼,还会去韩国和日本。他一直在谈论什么呢?他一直在谈要促进美国的出口,美国必须要增加出口。卡梅伦现在也在北京,最近只要说一个想法,就是他要卖更多的英国商品。当大家都想卖东西的时候,不想买东西的时候,那就会有一个问题。这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没有市场需求,所以这就引发了平衡问题。

2010-11-10 12:18:42

埃里克·法恩斯沃恩:

我想简单说说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到底怎样克服目前的困难?答案并不容易找到。第一个是非常令人鼓舞,听到这么多人都反对保护主义,应该避免保护主义,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最糟的情况是市场被关闭了,我们有很多理由要保障本国的产业、促进就业等等,但如果你把市场关闭了,这是再糟糕不过的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会陷入经济的二次探底。所以,让我十分鼓舞的就是每一次20国集团领导人的会议人们都意识到这一点,明天肯定还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声明要反对保护主义,仅仅是如此还不够,要保证这个国家不采取任何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要是你不踩自行车脚踏板的话,自行车肯定会倒掉,不进则退,所以在反对的同时,现在面临工会的反对的时候,他们还会进一步推动保护主义措施的时候,你必须要采取一些做法,要保证这个贸易是开放的。这也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主要的问题之一。比如说多哈回合谈判一直在陷入僵局,美国正在和哥伦比亚等一些国家,从1996年开始就此问题纠缠不决,美国正在丧失自己的机会。如果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不想把自己的市场开放的话,那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可能会产生一些经济治理问题等等,让我们很难想预想的那样进一步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

2010-11-10 12:20:22

埃里克·法恩斯沃恩:

有什么解决方案呢?比如说多哈回合的谈判,绝对是特别重要的。我个人并不是特别乐观,我觉得多哈回合在近期是很难达成的。我们必须要回到最初,多哈回合是为了什么?实际上多哈回合是一个发展的回合,应该给新兴市场国家更多的发言权,使得它可以更好地参与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中来,但这并没有达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就我个人的看法,在农业贸易方面美国是一个最大的保护国。农业保护主义可能是政治上最复杂的问题。在我个人看来,给予新兴市场国家一些渠道,可以进入到世界市场经济中来,因为每个国家都可以生产农业产品。所以从农业角度来讲,发达国家正在排斥发展中国家,但这个方面肯定是实现贸易公平的最关键的一步或者是最基础的一步。

2010-11-10 12:21:55

埃里克·法恩斯沃恩:

我再谈谈另外两个问题,第一,这个问题不仅是发达国家发挥作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发挥一些作用。我们可以谈农业的开放以及贸易,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小的发展中国家也要发挥作用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改善他们的商业环境。这样就可以在国内推动就业。虽然他们和大国签订的贸易协议,任何一个国家,我想给大家找一个例子,但例子并不是很容易找。比如说美国同其他小的发展中国家签订的贸易协议,试图改善腐败状况、国家治理,以及财务体系、财税体系,使得财税体系、财务体系更加透明,以及改善劳动合同的状况,世界银行正在关注所有的这些方面,确确实实我觉得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必须要做的就是基础教育。要加大对本国公民的教育。亚洲很重视教育。每个人现在的平均受教育年份是12年,还是很不错的。美国正式的教育平均才6年,有的人还达不到6年。您能否想象到,在只接受了6年或者是还不到6年的正式教育,让这样的国家如何才能参与到国际经济活动中呢?这样的教育肯定是不够的。中国现在正在通过科技、创新鼓励国内的教育能力和水平,这绝对是我们应该处理、应该面对的问题之一,这绝对是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2010-11-10 12:23:05

埃里克·法恩斯沃恩:

我再讲两个具体的例子:一个是玻利维亚,一个是海地。在谈到世界公平方面,这两个国家是非常好的例子,因为它们在西半球是非常穷的国家,海地是倒数第三名。人们会问,海地如何成功地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呢?要想改变海地的话,我们需要使它们成功地加入到国际贸易中。美国给海地一些贸易优惠,包括纺织业等等,许多人已经找到了工作。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直接的援助,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发展。我知道这些国家像遇到地震、海啸这样的自然灾害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我们还是会帮助他们的,比如说海地可以生产许多农产品,特别是糖。特别是它能够把糖变成甲烷,所有的发达国家经济体需要一些清洁能源,现在美国对于用糖制成的甲烷是有限制的。所以我们还可以从各种方式帮助他们发展。我现在只是给大家举的是其中一个例子。

2010-11-10 12:25:31

埃里克·法恩斯沃恩:

第二个国家是玻利维亚,我知道玻利维亚的自然资源是很丰富的,他们有一些稀有的金属对电池的生产是很重要的。比方说现在世界汽车行业正在从燃烧汽油到电子驱动的汽车转变,中国在这个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所以锂元素的储量在玻利维亚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可以在玻利维亚生产锂电池增加附加值,当地人可以从附加值中受益,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原材料被简单地销售出口,这样不能使得那些人们受益,而且这些原材料从原产国出口之后,又回到了原产国,这样当地人是不能受益的。

还有全球不平衡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有请其他的演讲人就此问题发表他们的观点。他们也希望加入到全球贸易中,教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谢谢,非常高兴和大家进行这方面的交流。

2010-11-10 12:28:11

林桂军:

刚才埃里克·法恩斯沃恩强调,今天这个全球贸易的体制的变化,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崛起,他所担心的是如何在未来全球贸易体制中减少冲突,同时也强调出现问题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美国过去是全球市场的选择者,但现在美国很难承担起这个作用。埃里克·法恩斯沃恩还突出地强调了全球贸易体制只有向前,不能向后。多哈回合谈判的结束对发展中国家是十分有利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他列举了玻利维亚和海地的例子,是可以通过参加全球开放的贸易体制获得进步。谢谢埃里克·法恩斯沃恩。

下一位是毛里求斯的萨万星。

2010-11-10 12:29:03

萨万星:

谢谢。我要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贝塔斯曼、北京银行所主办的这次活动。首先,我对全球贸易体制是比较乐观的。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了不少人的观点,大家看到全球体制中,在金融体制中有很多混乱,特别是在全球贸易方面遇到了不少的问题。但是,我们并不存在真空的状况。至少在最低的限度上,我们是有一个全球贸易的体制,是由世贸组织进行管理的,所以我们并不是从头开始的。我们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制是否有效呢?我认为现在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所以,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参与。我们谈到全球不平衡的问题,我现在想从我所代表的国家,我是世界贸易组织与发展委员会工作过,我也曾经参加过多哈回合的谈判工作,我知道我们在谈判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毛里求斯是一个小国,我们不仅要关注像不平衡这样的大问题,我们提到全球需求不平衡的问题、更多的全球整合等等。如果世界上有一半的国家在参与了这样一种国际体系中,另外一半的人并没有加入,那么这个制度就会存在严重的问题。同时经济发展要想可持续,治理必须是全球性的,必须是包容性的。如果它不具有包容性,那么它就无法长久地持续下去。

2010-11-10 12:29:44

萨万星:

如果我们看看具体的数字,我们会看到在2009年最不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而撒哈拉以南的地区的出口不到3%。所以,我们需要他们更多地参与到全球的贸易中,他们需要加强能力的建设,更好地参与到世界贸易中去,我们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时候,曾经谈到这些问题。他们很多人在日内瓦并没有常驻的代表团,所以我们经常以国家、集团、各个次区域组织的形式进行谈判,哪怕是对那些有常驻代表团的国家来说,在技术能力方面是非常不平衡的。比方说,在反倾销、反补贴的委员会中,我面对美国人所提出的很多问题,而美国人是有能力使他们的官员接受很好的培训,了解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除了美国之外,对其他的国家了解很少。我想这就是一种不平衡,也就是小国在世界贸易中所面临的困境。

2010-11-10 12:31:03

萨万星:

但是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我们有一个模糊的阶段,比方说那些国家技术上比较落后,他们过度地依赖一两种初级产品,或者他们的税收制度中有很多的漏洞,他们的能力是有限制的。但他们的贸易模式是在那些年以前是一种依赖式的模式,他们必须要加大对美国的依赖或者是加大对欧盟的依赖,因为这个国家之间签署过一些相关的协议。比如说欧盟给予非洲单边的优惠措施。他们之所以缺乏竞争力,主要是出口原材料或者是初级农产品或者是技术含量比较低的产品,如果在一种情况下进一步推进全球化,同时也让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扩大,我想这些穷国家会进一步处在边缘。因为他们的模式是非常依赖其他国家的,他们也没有很多优势,所以他们就不具有竞争力。如果他们不是非常紧密地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话,同时他们更多的依赖国内的购买力,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对这些穷国来说,他们并没有像很多小国以及岛国,他们没有任何国内大规模的市场来依靠,所以他们通过出口获取生存最基本的资金,他们在这个方面面临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2010-11-10 12:31:55

萨万星:

在介绍完这些事情之后,对于那些小国,他们的底线就是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多边贸易体制,而不是以现在的贸易体制为基础,必须要加强现有的贸易体制,我们听前面几位演讲者提到,如果要从现在的贸易体制转变为更加有竞争力的体制是需要很多努力的。如果这些穷国需要有一个真正的运转制度,他们不能够被孤立或者是孤立自己,他们需要有一个有效的多边贸易体制,同时还需要国际贸易才能够生存下去。

2010-11-10 12:33:04

萨万星:

他们如何来应对一体化和发展方面的挑战?特别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听到了之前几位演讲者提到的几点。第一,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发展机构,我们不能再持续下去,我们必须有改革的机制。首先我们不应该感到自满,我们在寻求帮助之前,我们首先要自己帮助自己,就像其他的代表所提到的,我们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来保护我们的环境。同时我们需要从一个防御式的做法变成贸易谈判式的积极主动的方法。现在我所负责的贸易谈判部分是那些小国和岛国,我们如何帮助他们保护自己的贸易保护制度,如何使他们不减少税收,能够保证他们这些国家的稳定收入来源,如何在政策上保持更加大的灵活性,我现在谈判的内容主要解决这些。同时,我们不要过度重视短期的利益,同时确保它们的稳定贸易的收入,同时要有一个长期性。他们必须要摆脱那种受限制的贸易模式,他们必须要从过去的做法中摆脱出来。因为我们看到,哪怕多哈回合谈判没有成功,哪怕自由贸易区不断拓展,我们知道单边的贸易安排,对于欧盟、美国来说,毛里求斯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大家已经看到世界上已经有几十个参加了贸易协定,他们参观各方都是比较平等的,我们必须要摆脱这种模式,我们必须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更多的关注的竞争力,以及如何执行等等。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要使贸易政策和发展政策相平衡。贸易政策本身是不能够减少贫困的,因为现在在我们进行这个制度变得更有效的过程中,情况就是这样。

2010-11-10 12:33:45

萨万星:

我们还面临着哪些贸易政策方面的要素?首先是多哈回合谈判,我们必须要确保多哈回合的缔结。同时我们看到农业问题,我们要以人为本,要确保这个市场的开放和市场的准入。我们的发展政策就是要纠正,比如说在贸易政策方面所遇到的问题。同时还需要有一些政策进行区分化,使得我们的政策更具有包容性。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方法。而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我们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处于不同阶段的经济体,有的人在世贸组织中不愿意建立更多的国家类别,我们必须要确保一种包容性。

2010-11-10 12:36:15

萨万星:

我们还需要有多元化,我们必须要促进全球竞争力,还要强调区域的一体化,区域的经济体应该成为一块块积木,而不是贸易壁垒。他们应该成为一块块的积木可以搭起来,这样能够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

我们还需要促进竞争力,在两个层次上,价值链,不仅仅集中注意力在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还要注意那些高附加值的产品,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改善这种价值链、贸易促进及其他方面,这都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价格,生产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可能是一个价格,等商品到货架上之后可能涨了1.5倍。还有关税以及国内的加工等等,这些都应该考虑到。

我们还应该注意发展政策,我们不能完全由自己做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全球的合作。我们需要促进这方面的能力建设,使我们更好地通过监管和财政的改革实现这些目标,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详细讲,以上是我的基本观点。谢谢。

2010-11-10 12:36:58

林桂军:

谢谢萨万星。他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参加经济全球化的策略和战略。下面发言的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原主席保拉·斯特恩。

2010-11-10 12:38:00

保拉·斯特恩:

我想您做的工作非常好,介绍了所有的职务。我和大家想的一样,我们处于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实际上这是一个很正面的经济发展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益处,我们今天早上也听到很多批评意见。实际上应该看看我们二战以后,在经济体系方面做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成就,我们建立了一个框架。现在我想强调一下它有一些积极面,而不仅仅是消极面,我想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参与这次研讨会。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和其他发言人一样,这是一个非常生动、信息量很大的一个讨论。

2010-11-10 12:38:54

保拉·斯特恩:

我们现在探讨一些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问题,有经常项目的不平衡,还有在美国非常依赖消费作为增长的驱动力,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有人提到美国总是作为第一和最后的选择国。还有一些国家有不同的做法,我们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平衡,明天我们将会看到20国集团的领导人,在20个经济体的领导人将会聚集到一起,我们想对奥巴马总统说,他是代表美国的。领导人应该认识到,就像我们这些发言人应该认识到,这个世界不能完全依赖美国这一个国家,不能依赖美国作为唯一的消费者。我们在美国必须做一些重大的改变,这也是与今天早上听到的一些评论和分析、建议是相符的。但是,美国应该怎样做,在国内通过什么样的结构改革,如果我们认真看看华盛顿的这些声明,我们要在基础科学、绿色技术等方面来加强研究、研发工作,还有教育方面。要投资于我们的劳动力队伍和年轻人,使他们能够在全球经济中更有竞争力。还谈到了我们出口的问题,埃里克·法恩斯沃恩刚才也说到,我们应该促进在市场基础上的汇率机制,这也是很多举措之一。

2010-11-10 12:39:57

保拉·斯特恩: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应该认识到美国以及中国都是世界上重要的进口国和出口国,它在国内有一些政治上的限制,我们不仅仅要关注明天的首尔会议,而且总统对周二发生的事情,就是全国的选举,有议员、州长,50个州的立法机构的选举,总统那一党确实受到了巨大的挫折,他也忙于这样的事情。也许总统对于国内增长要采取一些措施,事实上是美国的失业率本来是9.6%,这个数字是比较高的,而且有人说这还是低估的数字。有人说大概是17%,所以他在开始的时候面临着很困难的局面,所以他的对手共和党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白宫里的政党应该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面临着很复杂的问题,还有在国际的经济领域上面临的问题。共和党在上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实际上他提出了很多的解决方案,如果说你看到总统在首尔将会面临很多压力,他需要减少和保持低税收的政策,这是布什总统实施的。这将减少美国国家的收入,虽然现在大家都在批评我们的税收缺口。另外他还需要进行医疗制度改革,这也是奥巴马总统在职前两年的一个重要任务。美国能否减少自己的医疗开支?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总统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我们需要理解。同时还要看到,需要改变,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也需要解决,所以他在实施有关措施的时候受到了国内很多政治的压力。

2010-11-10 12:41:06

保拉·斯特恩:

美国一直在讨论汇率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贝塔斯曼最近的报告中提到的,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谈到的不平衡之一。议会认为我们应该促进一个单方面的建议,如果他们的议案能够通过的话,奥巴马总统在明天进入首尔会议的时候,我们将会从一种单方的行为作出改变。这就不会完全只关注汇率的问题,而是会谈谈不平衡的问题,会提出一些指向性的指导原则。也许这方面会遇到一些阻力,但我们应该理解这方面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在美国的经济复苏还不是很顺利,失业率比较高,局限性还是很大的。

2010-11-10 12:44:22

保拉·斯特恩:

我最后再谈谈多哈回合的问题,我们不要把它作为WTO的考验,或者是法治,或者是关贸组织的考验,我们需要通过它来考虑促进WTO,20国集团财长会议应该对此发挥一些促进作用,他们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等等,实际上在WTO已经有很多年这样的机制,它会对所有的国家都有好处,对中国、美国及其他国家都有好处。如果我们有更好的公众监督,特别是贸易政策、补贴政策,有时候通过刺激措施名目来进行的补贴,这样就得到了政治上的好处,就像把补贴保持下去,也许这个补贴已经不再必要了,这样的问题也是存在的。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强调这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们不会像今天早上说的那种不好的局面,使20国集团变成19:1的一种会议,这将是一个灾难,这不是零合游戏,这关系到非常重要的全球繁荣的问题,大家都应该参与其中,我想强调这一点。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谈过的,如果这成为我们报纸上的头版标题的话,我们应该避免汇率方面的争议,我们不应该互相指责,而是应该互相握起手来共同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0-11-10 12:47:33

林桂军:

谢谢。刚才保拉·斯特恩先生和萨万星都强调了现行的贸易体制积极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刚才保拉·斯特恩也向大家解释了奥巴马政府在国内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她最后提醒我们,中国和美国有共同的利益,特别是在G20峰会即将开幕的时候,我们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些口号,19:1,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灾难性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合作,因为共同的利益还是主要的。谢谢保拉。

有请国家发改委的张燕生所长。

2010-11-10 12:49:24

张燕生:

谢谢会议主办方,谢谢会议主持人。我的发言内容,第一,当前贸易体系面临哪些挑战。我个人认为当前贸易体系面对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个挑战,贸易体系下一步如何解决好自由化和发展的问题。原因很简单,我们反思过去的贸易体系,我们过度强调贸易的自由化、投资的自由化、金融的自由化,但我们对经济发展问题关注得太少。自由化问题是涉及到市场和效率,大家都关心。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有什么样的机构真正把发展放在我们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点议题,我们缺少制度保障。

第二个挑战,我们下一步贸易体系如何能够解决好开放和不平衡问题。比如说,当我们谈到了不平衡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谈到中国。我们会说中国出口太多,我们知道中国出口贸易顺差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部分是一般贸易的出口,这一部分主要是以中国自己的企业为主;另一部分是加工贸易,主要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包括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在中国投资的产品返销的。今年前九个月,我们能够看到,一般贸易,也就是中国自己的出口市场有很大的逆差,而跨国贸易进口的部分有很大的顺差。也就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是全球化的结果,下一步,中国要减少顺差,是不是要坚持开放,是不是要参与全球化呢?因为我们的顺差是全球化的顺差、全球化的结果,是供需分工的结果。这样有一个很困惑的问题,也就是在全球化和开放中,中国出口的每一个美元的产品,包含了一半以上的都是美国的贡献、欧洲的贡献和日本的贡献。所以我个人有一个极端的观点,单纯强调平衡,实际上是对全球化的反动。因为这样每一个国家,我们知道美国的出口占世界的出口比重从1948年的22%降低到现在的8%以下,美国的出口到哪儿去了呢?到全世界去了。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我们的贸易体系下一步如何坚持一个更合理的,我们叫做强劲的、可持续的和平衡的增长。

2010-11-10 12:51:11

张燕生:

第三个挑战,下一步如何解决就业和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经济复苏都很困难,但如果我们用定量宽松的方式来解决就业,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它的结果可能是滞胀,可能是在新兴经济体制造一个大的泡沫,制造一个大的危机,制造一个大的倒退。我们在“蛋糕”不断缩小的情况下,我们坚持未来的出口五年要翻番,要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如果每一个国家出口都要翻番,“蛋糕”在不断缩小,那下一步的贸易战、货币战那只能是打得越来越厉害。而且现在关于人民币的讨论很多,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能不能够解决发达国家的就业?很难。因为中国出口的主要是纺织、服装、箱包和劳动密集型的机电产业。因此,贸易体系下一步如何解决创造就业和开放贸易、投资的问题。

2010-11-10 12:58:57

张燕生:

第二,不平衡的问题。在这场危机的前一年,2006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超过了8000亿美金,创造了历史新高。顺差主要是4个经济体,中国的顺差是2530亿,中东的顺差是2520亿,德国的顺差是2900亿,日本的顺差是1700亿。我们会发现很多朋友都讲到,美国为世界提供了市场,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场危机是由金融泡沫和楼市泡沫带来的,它是泡沫经济带来的。泡沫经济使我们有过多的消费和过多的整个经济的不平衡。因此,从这个角度来源讲,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对危机的根源进行反思,而不要把它变成一个顺差国和逆差国的对立。

第三,我们下一步贸易体系如何有利于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下一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下一步应该进一步扩大市场,也就是开放市场。下一步应该进一步对发展,也就是对穷国、穷地区、穷人增加投资,对他们的发展能力的提升进行援助,而且能够进一步的反对保护主义。也就是说,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受害者还是发展中国家。

2010-11-10 13:00:13

张燕生:

第四,我们贸易体系下一步的前景。我个人在这个方面有三个建议:

一是下一步我们还要建设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够合作、开放的贸易体系,能够坚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持市场的开放。这是我们下一步贸易体系的方向。

二是下一步贸易体系中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穷国、穷人和落后地区在开放的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利益。刚才我们谈了很多,有一个很讽刺的东西就是多哈回合是一个发展回合,而发展回合却遇到了这么大的发展阻力。我觉得对此问题我们应该反思。

三是如何构建一个有利于低碳发展的贸易体系。要构建低碳发展的贸易体系就会涉及到对穷国、对落后地区要想发展低碳的贸易,如何解决好技术转让、技术合作以及能力建设问题。谢谢。

2010-11-10 13:01:32

林桂军:

谢谢张燕生所长。下面进入互动环节。

2010-11-10 13:02:37

中国日报记者:

因为最近中国政府正在大力促进中国的进口,这个事实会对世界经济有什么样的帮助?

2010-11-10 13:03:25

埃里克·法恩斯沃恩:

我确实想说一句,虽然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但却是一个积极的步骤。整个世界都期待这样的一天,中国的消费者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有一天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在鼓励消费方面,而不是完全靠生产。这样可以更加有效地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我觉得政府鼓励消费是非常积极的一个步骤。

2010-11-10 13:04:49

保拉·斯特恩:

谢谢你问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问题。很自然的,在中国人们更倾向于存款,而不是去消费。不管是中国自己生产的产品还是来自国外的进口产品。我觉得刚才大家都讨论了要改革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以及中国在老龄化人口方面的关切,而且中国可能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资源保证一个老龄化社会正常的运行。我觉得最根本的改革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养老金和卫生领域,它将会带来很大的改变。任何结构性的改革都可以进一步鼓励消费。而且进一步的减少壁垒,尤其是在政府采购方面不设立新的限制,在这个方面将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外国的进口产品在政府采购方面将不受到歧视性的待遇,我觉得这是中国政府可以做得非常有前瞻性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不仅对美国希望出口更多产品这样的国家来说十分重要,而且对于这些富国,对于中国国内比较富裕的人们也是十分重要的,对来自全世界的公司,包括欧洲的公司也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中国政府就鼓励本国的企业和本国的经济活动,设置的一些政策可能会导致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产品,而且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进口产品形成歧视,就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中国领土之内的本地企业。所以双方都可以做很多的工作,以实现贸易的平衡。

2010-11-10 13:05:47

萨万星:

在进出口方面,人们正在说中国的出口可能对世界是一个麻烦,但它不一定是这样的一回事。要是美国不从中国进口的话,可能还会从孟加拉进口,所以应该从进口方面达成平衡,我们当然会达成需求上的平衡。比如从非洲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经济互补性还不是特别强。美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决定了它主要出口原材料。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生产和竞争创新层面,应该设置一些公平的环节,让他们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竞争。

2010-11-10 13:07:35

张燕生:

首先,从中国政府,尤其是刚刚结束的五中全会所提的建议来看,中国政府下一步会积极地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同时扩大内需的战略中会非常重视消费增加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中国目前也是积极地扩大进口,也努力地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我个人觉得,这个努力需要一个时间,可能是10年、15年会显著见效,但如果是半年、一年要见效的话,这实际上是不现实的。中国在政府采购市场也是积极地改革开放,我们研究所的研究结果证明,目前中国的政府采购市场上,有相当高比重的都是在中国投资的合资产品和进口产品,我们看看政府部门的车,相当一部分是奥迪和福特。我们用的照相器材,我们手里用的手机,再看看政府基本的办公用品,我们会发现有相当部分都是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因为中国确实对外国产品是比较开放的,我们知道世界主要的中高端的产品在中国都有投资。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已经是相当开放的市场,但它是一个逐步规范、透明、有序的市场。另外一方面,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一视同仁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政府在这个方面所做的努力也是相当大的。但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中国确实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发展方式转变有一个重点,也就是要从要素投入支撑的增长转变为要素生产率增长为支撑的经济增长。

2010-11-10 13:08:30

张燕生:

这个转变中,我们最弱的环节就是企业自主的技术创新能力,就像3岁的孩子,我们知道在美国都有一个看法,如果你们家里的孩子不到14岁,父母亲如果不承担责任,父母亲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中国的企业的创新能力尚处于3岁的幼稚阶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也是公平的。谢谢。

2010-11-10 13:11:16

陈文玲:

进口和出口肯定是要保持平衡,该进口的时候一定要进口,该出口的时候一定要出口,这是需求决定供给。因此世界对中国进口的、出口的都取决于本国的需求。因此,中国一方面要扩大出口,另一方面要扩大进口,就是要为了保证平衡。谢谢。

2010-11-10 13:11:46

林桂军:

下面请每一位发言人讲一句话,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现行的贸易体制改还是不改?如果改,怎么改?

2010-11-10 13:12:26

陈文玲:

现行贸易体制是历史的沿革,有它合理的部分,也有它不合理的部分。需要部分的改,合理的保留,不合理的改革。谢谢。

2010-11-10 13:12:51

埃里克·法恩斯沃恩:

我同意同事的看法,我们已经有一个全球贸易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好的。有些国家和一些经济体崛起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中国、巴西等其他国家更大的声音,这是一件好事。我想说的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的,如果我们不前进就会后退,所以我们已经讨论了许多问题,美国、中国都有自己的政治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合适的工具,我们必须要找到合适的工具。如果出现贸易保护主义的话,那对所有人都是一场灾难。

2010-11-10 13:13:43

萨万星:

很简单,我们希望建立起一个可行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制,我们需要增加包容性,将那些落在外面的人加进来。我们需要实现全球平衡,其中一个最好的办法是加快缔结多哈回合谈判。

2010-11-10 13:14:27

保拉·斯特恩:

我同意你刚才所说的所有的观点,但重点要变换一下,就是多哈回合谈判,我并不认为它是成功的标准,对于世贸组织,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说,多哈回合并不是一个测试剂。除了多哈回合以外,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监督、监测的功能进一步加强,我们应该重视贸易审议的机制作用和地位,同时应该增加它的频率,同时还需要公布这样的审议结果。如果出现了一种补贴的话,在一种行业或者是某一个群体、出口商得到补贴的话,我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采取措施加强监测的工作,但它现在需要把监测结果公布,如何公布也是一个问题。同时我们看到新的国家,他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他们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是专家能够公开地把讨论公布出来,比如说哪里出现扭曲、哪里出现歧视,还有关于汇率的问题或者是内部的政策,这些政策影响到了外国的竞争者。谢谢。

2010-11-10 13:14:57

张燕生:

我想我们在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都应该同舟共济地推动自由化和发展之间的平衡。谢谢。

2010-11-10 13:17:08

林桂军:

刚才各位的立场再清楚不过了,我们感谢五位嘉宾对于我们国际贸易体制所面临的问题所作的精彩解读以及个人观点,感谢各位的参与。

2010-11-10 13:17:19

中国网:

会间休息,下午14点研讨会继续进行,敬请关注!

2010-11-10 13:17:38

中国网:

会议三: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2010-11-10 14:08:52

阿兰·拉尔森: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参加我们的研讨会,今天下午这场讨论主题是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我是阿兰·拉尔森,瑞典隆德大学校长,同时我们和贝塔斯曼基金会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天我们有四位讨论嘉宾,他们都非常了解气候、能源和创新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倾听他们的见解,我希望能够有很好的互动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将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技术创新和投资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做哪些努力。另一个是全球气候谈判问题,坎昆会议的议程将是怎样的,下次气候变化大会将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第16次会议,我们需要有扩展性的思维,我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讨论了二十年,但现在还看不到能够缔结一个新的文件的希望。我在这里要求各位嘉宾作一下自我介绍,首先有请达米安·瓦尔德斯先生,您是一个投资者,你在一个非盈利组织工作,你可以告诉我们今后五年中在中国的投资额是多少?现在有哪些企业正在运营之中?

2010-11-10 14:19:06

达米安·瓦尔德斯: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研讨会,我是美国国家可持续发展中心理事,我们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CDM)基金建立了伙伴关系。我一方面是投资者,另一方面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理事,我在中国投资的时间已经13年了,主要包括中国商业的发展,我们投资战略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和这个政策方向保持一致,当我们看到一些基础设施、气候变化的问题,这方面的规则是很重要的,我们就是要根据在2007年和中国的基金建立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公共、私有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私营投资集团,他们在资本部署方面更加有效率,与中国政府进行合作,我们在市场上采取了这样的活动,我们很幸运能够很早就开始这个行动。我们对中国的CDM基金作出了贡献,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就是为把私有的资本投入到低碳的发展中去。

2010-11-10 14:23:19

达米安·瓦尔德斯:

在策略方面,中国的CDM基金要求我们首先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来工作,美国国家可持续发展中心在2000年建立的,在团队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所以在2009年11月,我们正式启动了中美低碳发展项目,利用中国的CDM基金,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是要确认现有的政策,来影响未来的政策。通过示范性的项目,因为我们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和中方的合作伙伴也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就是CDM基金。我们的目的首先是要确认这些示范项目是经济上可行的投资,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确立一些做法和政策,在西方已经取得成功的,使他们能够引入到中国市场上来。

2010-11-10 14:29:32

达米安·瓦尔德斯:

我们看到现在投资的规模,我们在排放方面有一些指标,基金的规模是15亿,2012年的时候可能会达到45亿或者是50亿美元的规模。所以这方面的投资是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的一到三倍,在今后五年中我们基金会有很大的增长。作为一个典型基础设施项目一般是要十到二十年的时间。

2010-11-10 14:32:00

[责任编辑:一叶扁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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